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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作為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既是一個逐漸實現話語理論系統化體系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理論自身創新發展過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不僅是對新時期我國聚焦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愿景目標擘畫與戰略部署,更是對我們通過全面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斷創新發展的世界觀方法論要求。
“兩個結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創新發展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動力源泉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指出,新時代十年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從實踐到理論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邁上了一個大臺階。而總結理論層面上發生的偉大變革,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形成確立與豐富發展,其根本動因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不斷得以推進和深化的“兩個結合”。具體而言,它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與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在現實中國背景語境下,生態文明建設既不能任憑生態環境問題蔓延而不顧,靠犧牲生態環境質量來獲得暫時性局部性的經濟增長,也不是各種生態中心主義者宣稱的不計成本不考慮民眾基本需要及其滿足的無條件保護,而是盡可能地做到二者的合理結合,也就是努力實現協調發展或綠色發展的理念思路。黨的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進入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也就是說,生態文明建設和系統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取向目標是一致的。綠色發展或生態文明建設的要義,就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
其二,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與中國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相結合。對于這一重大理論命題,我們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與智慧,它們至今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并影響著我們的現實生活;二是中國式現代化或現代文明的建設離不開中華優秀生態文化的傳承弘揚,比如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美麗”目標任務的概括就與中華民族崇尚自然生態之美的心理架構有著密切關聯,也就更容易實現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政治動員。因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所提供的滋養并不限于我們先人那些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認識或智慧做法,還包括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把自然生態同人類文明聯系起來,按照大自然規律活動的生態文明史觀和生態自然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就是說,唯有在這第二個結合的過程中,我們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其三,自覺著眼于構建中國標識鮮明的自主性生態文明知識體系。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無疑將是一種歷史性創新的理論與實踐,而要實現這種雙重意義上的結合,一個前提條件是我們要明確意識到并自覺堅持理論與實踐上的自主性或主體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其要旨在于,中國自身既是經濟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問題的認知主體,也是在不斷推進現代化全面協調性的過程中逐步解決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問題的實踐主體。因而,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歸根結底是一個中國自主推進與實現綠色現代化的故事。這里有兩點是極其重要的,一是這種對自主性認知與實踐的強調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脫離或背離世界現代化發展的共同性路徑手段或基本規律,二是我們必須能夠做到不斷自主總結與反思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不同時段或地域實踐中的制度政策創新及其支撐性理念文化。
森林“大寶庫”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的生動實例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這種思想觀點借助于創造性實踐而萌生孕育、體系化并不斷創新發展的實例是很多的,而頗具代表性的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歷時30多年演進而成的森林“大寶庫”觀。
習近平總書記1989年6月擔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就在多次調研的基礎上撰寫了《閩東的振興在于“林”——試談閩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問題》一文并提出,“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森林能夠美化環境,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實現生態良性循環等”。2022年春,他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首次指出,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現在應該再加上一個“碳庫”;不久后在海南考察時明確提出,綠水青山是水庫、糧庫、錢庫、碳庫。此后,他多次使用這一新表述。比如,他2023年9月到我國大陸最北端的邊境臨江村落北極村考察時特別強調,森林是集水庫、糧庫、錢庫、碳庫于一身的大寶庫,要樹立增綠就是增優勢、護林就是護財富的理念,在保護的前提下讓老百姓通過發展林下經濟增加收入。至此,最初的關于森林“三庫”多重功能價值的觀點,就發展成為一個系統的“大寶庫”理論。
其一,理論命題意涵的深化拓展。嚴格地說,森林“三庫”表述本身就不是一種孤立性的理解,而是要強調,森林作為生態系統的代表性組成部分扮演著生態、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基礎性功能,以及這些功能在一個新的發展理念之下可以有著更加全面協調高效的發揮。而30多年后“碳庫”一詞的追加,則大大拓展與時代化了我們對于森林生態本身功能和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目標的認知。
其二,實踐推動理論發展。理論從來不會產生于“烏有之鄉”,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在內的一般綠色理論也是如此。可以說,正是習近平同志在寧德以及后來在福建和浙江等地的大膽而持續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呼喚著、也日益強化了他對于森林“三庫”的理論概括與凝練。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習近平同志在提出和闡述“三庫”時首先考慮的還是閩東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戰略,并由此關注到和強調森林的多元功能及其充分發揮。至于“三庫”向“四庫”“大寶庫”的表述轉變,更是首先體現了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階段性變化與提升。
其三,理論自覺基礎上的創新主動。認識一旦成為一種理論自覺和大眾自覺,就會展現為強大的精神推動力量。無論是早期的“三庫”還是如今的“四庫”“大寶庫”,更不用說在此基礎上提煉而成的“建設山川秀美的生態文明社會”“生態興則文明興”“林草興則生態興”等更加一般性的理論命題或表述,都會明顯展現出一種生態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意義上的規約與動員意蘊,從而激發整個社會更加自覺與主動意義上的理論創新。
以全面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斷豐富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第十二部分“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強調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并從“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等三方面做了詳細規劃部署。而從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來看,這將既是一個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實踐創造過程,也將是一個通過生態文明創造性實踐推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斷豐富發展的理論創新過程。因而,我們必須在深刻領會堅持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精髓要義的同時,以改革創新的精神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在不斷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譜寫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創新發展的時代篇章。
其一,主動回應新征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提出的新要求。經過新時代十年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性制度骨架和政策體系已經初步確立,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推動了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領域所發生的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但也必須看到,邁入新征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還依然面臨著諸多需要花大力氣來解決的突出問題,一方面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仍未根本緩解、現代化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還需大幅度提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等長遠總體目標還沒有實現,甚至可以說許多議題領域中的決定性“拐點”尚未到來,另一方面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國式現代化總目標和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等一系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要求,都要求我們更加自覺地以改革創新思維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其二,正確處理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四重關系”和“五大關系”。進一步全面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方針原則,這次《決定》將其概括為“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它的理論依據則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概括的“四重關系”和習近平同志在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所強調的“五大關系”。前者明確要求,推進新征程美麗中國建設,必須努力做到“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體化保護治理”“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協調統籌”“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同推進”“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整體推進”,而后者則強調指出,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的關系、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的關系、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的關系、“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應該說,這些重要論述準確概括了在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基礎上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需要著重認識與處理好的主要問題或矛盾關系,具有強烈的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與指導意義。
其三,著力突破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的制度協同與集成創新。應該說,注重系統思維和頂層設計是我國新時代十年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突出表征,而且也確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體現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四梁八柱”的基本確立。但也必須看到,部分由于實踐進程本身的客觀限制,過去十年中,黨和政府所制定的大量政策文件的制度化落實、不同政策部門主導下的生態文明建設重大舉措、不同地域著力開展的生態文明建設創新實踐等等,都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或不足。因此,我們必須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明確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進一步全面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在不斷完善我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的同時,推動譜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