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立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會議指出，要抓住重點、主動作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有效性。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破解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內容。我們要正視困難、堅定信心，以增量政策積極擴大國內有效需求。

　　一

　　從宏觀和整體看，經濟增長是總供給和總需求互為條件、共同運動的結果，是從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動態過程。有效需求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相等，從而處于均衡狀態的社會總需求。有效需求不足，表現為供求總量的失衡，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此時，如果宏觀經濟政策未能及時介入，經濟增長就可能受到下行壓力。

　　馬克思指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社會再生產是這些環節相互聯系，互為條件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從經濟活動實踐出發，生產形成供給，分配與投資、消費形成需求。馬克思還指出，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因此，在考察供給與需求關系時，既要注意生產和供給對需求的重要作用，更要注意需求對供給的牽引作用。例如，有效需求對生產、就業、收入、利潤、投資的拉動效用，進而刺激經濟增長。為防止經濟過熱，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就會出臺。同時，更要注意宏觀經濟政策對需求形成的影響。例如，寬松或者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房地產限購、限貸政策等，都會抑制有效需求的形成。從經濟增長歷史看，相較生產和供給結構變化，需求的變化更為活躍、需要的時間更短。因此，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扮演著更為主要的角色。

　　2010年以來，受國內外復雜因素綜合影響，我國經濟總需求增速放緩。從外部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復雜國際形勢的影響，我國出口增速下行。2010年出口（美元口徑）增長率為31.3%，2023年為-4.6%，下降幅度較大；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制約了投資增長，2010年國內投資增速為20.4%，2023年為2.8%。出口和投資增速下降引起了總需求增速放慢，導致企業利潤率降低，消費需求增速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10年增長18.38%，2023年增長7.2%。需求不足對企業生產活動的制約持續加強，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需求增速持續放緩的制約下，市場主導的投資和消費需求表現出不斷收縮態勢。

　　由于產業附加值不高，本土企業營收水平增長緩慢，利潤較為單薄，相關產業的勞動者收入增長不明顯，這也是消費低迷和需求不振的重要因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創造新產業、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遠遠不夠，產業還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過去，由于長期布局在中低端產業，中國制造也出現了重復建設、過度競爭等一系列問題。同時，由于企業上繳利稅水平下滑，而長期以來形成的“土地財政”又難以為繼，加之受到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因素影響，政府財政壓力陡增，政府購買需求也相應減少。由此，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政府購買需求三個方面需求的普遍下滑導致內需不振。

　　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需求是決定經濟增長率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從長遠和大勢上看，我國經濟發展仍然具有良好支撐和許多有利條件。從中長期考察經濟增長，我國經濟向好發展有基礎有條件，發展機遇大于挑戰、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支撐高質量發展的要素條件不斷累積增多。

　　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我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2萬美元，消費結構快速升級，是全球最具潛力和優勢的大市場。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廣闊的國內市場都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有力保障。2023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規模達到50.3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分別達到47.1萬億元、13.0萬億元，是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費市場、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111.4%，比2023年提高25.3個百分點，國內大循環主體作用進一步增強。我國幅員遼闊，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客觀存在，工業化城鎮化尚未完成，追趕型經濟增長具有很大潛力，伴隨充分就業的增加和收入的擴大，人民群眾邁向高品質生活的需求空間廣闊。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在經濟持續高增長過程中不可避免，隨著城鄉融合發展的進一步深入，這些差距的不斷縮小，也繼續成為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強大的內在發展動能。

　　生產和供給能力強大。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70多年的努力，我國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已經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當前，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鋼鐵、電力、汽車、電腦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首位。我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施工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從全面高質量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現代化城鄉體系、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現代化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體系等多個方面看，我國擁有前所未有的強大生產和供給能力。在強勁的內部結構變化潛能推動下，這些生產和供給能力可以確保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在較高水平而不會出現供不應求、不會出現嚴重通貨膨脹。中國的生產供給能力在不斷增長，在人力人才、技術、資金等方面具備較好條件。勞動力適齡人口龐大的存量規模，支持中國生產和供給持續較快增長的人力人才資源供給條件仍然較好。幾十年的技術引進過程也是中國持續學習和趕上世界先進技術的過程，不斷形成和壯大了我國在應用技術方面的研發供給能力。因此，基本避免了在應用技術供給方面從后發優勢向后發劣勢的轉變。2023年，中國研發（R&D）經費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4%，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全年有效實用新型專利注冊1213萬件，較上年增長11.9%，遠高于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的國民總儲蓄率保持在45%左右，遠高于日本（28%左右）和美國（18%左右）。因此，有效需求不足并未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正如今年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的，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及市場廣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等有利條件并未改變。

　　三

　　中國的總需求中內需是大頭。針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推動增長著力點必須放在擴大內需上。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要建立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把“立”和“破”有機結合起來，全面暢通國內大循環，破除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體制機制障礙。

　　正確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的關鍵一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要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在宏觀經濟供求總量運動中，市場機制存在放大總量失衡的缺陷。要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當總量供不應求時，市場機制會通過價格持續上漲，推動需求加快擴張，進而形成經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當總量供大于求時，市場機制會通過價格持續回落減緩收入增長、減弱市場信心，持續抑制需求增長，進而形成經濟過冷和越來越嚴重的需求不足。因此，治理市場引導的需求收縮進而有效擴大內需，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作用。

　　用好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加強和改進財政宏觀調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組合運用赤字、專項債券、財政補助、貼息、稅收等多種政策工具，促進經濟持續回升向好。財政收支平衡既可以是年度，也可以是中長期跨年度。例如，發行20年、30年、50年期的超長期特別國債等。基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巨大增長潛力，若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有效扭轉需求不足局面，則中國經濟就會進入持續回升向好軌道，使增速保持在潛在增長率附近（8%左右）。若經濟年均增長7.2%，則經濟總量10年翻番。可見，未來幾年若根據逆周期調節扭轉需求收縮的需要，即使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持續保持在10萬億元以上，中長期的財政收支平衡仍然有可靠保證。因此，政府依靠國家信用擴大支出的能力巨大，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手段充足。

　　加強“三公”經費管理。2023年，“三公”經費支出預算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20%，各級財政用于教育等重點民生領域的支出，比2019年增長了25.5%。嚴格加強“三公”經費管理，對“三公”經費實施更加嚴格的限額管理。行政和參公事業單位不得使用非財政撥款安排因公出國（境）費；對公務用車嚴禁超標準租賃高檔豪華車輛，降低車輛運行維護費用；公務接待中嚴禁以虛報人數、違規增加陪同人數等方式多開支公務接待費。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中央部門要帶頭大幅壓縮論壇、節慶、展會等活動。會議、培訓等公務活動要優先使用單位內部會議室、禮堂等場所，鼓勵采取視頻、電話、網絡等線上方式開展公務活動。強化預算約束和執行監督。進一步開展預算評審，遏制項目申報高估冒算、摻雜無關內容等問題；對違規、異常列支費用和突擊花錢的行為加大線上監控的力度，對發現的疑點進行日常核查；堅持常態化開展財政資金清理。強化預算績效管理，要對重大政策、項目繼續開展事前評估，加強績效目標管理。嚴肅財經紀律，強調嚴肅查處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持續保持財會監督高壓態勢。讓過緊日子成為預算安排和預算執行自覺遵循的原則，做到“大錢大方、小錢小氣”，形成長期過緊日子的良好氛圍。

　　注重產品和工程項目的經濟回報率。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更突出產品和項目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普惠性、公益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設施等，注重給全體人民帶來當前和長遠的使用價值。例如，保障水運行安全的各類水利設施，確保城市地下管網安全的地下綜合管廊網絡，確保城市群高速便捷通行安全的一小時交通網絡，確保全國交通、能源、網絡等安全的骨干網設施等等，這些大都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都不宜把經濟效益和投資回報率放到首位，否則其公益性就會受到削弱，就可能偏離保障當前和長遠整體利益的目標。因此，公共產品建設應該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在高增長時期，由于供給數量型產品快速擴張，使各類要素資源供求關系繃得很緊，較大限制了公共產品較高起點、適度超前的建設活動。例如，在西部建設高等級公路，在中小城市建設高標準基礎設施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等，我們要充分認識這些公共產品適度超前布局的重要性。在市場機制引導企業投資、居民消費等需求收縮時，主要考慮項目使用價值，考慮當前和長遠起到保障作用的政府公共產品投資，就必然成為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主要抓手。

　　抓好公共產品建設投資。必須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強化規劃銜接落實機制，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基礎作用，增強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實施支撐作用。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在當前貨幣政策力度顯著加大的同時，財政政策應及時跟進，確保一致性。第一，化解地方債要立足經濟發展，要在經濟回升向好中尋求化債空間，防止把化債放到首位而抑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能力。第二，擴大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通過轉移支付有力支持地方政府公共產品建設投資。要把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放到各級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全力抓緊、抓好、抓出成效，使我國公共產品全面提質升級邁出堅實步伐，有效擴大市場需求，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