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方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習近平主席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明確提出，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向古典學這門古老而又現代的學問發出的殷切期盼與時代召喚，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文明抱負與一個學科的學術使命的歷史性相遇。

　　習近平主席的賀信讓我們意識到，古典學學科始終要與國家的文明傳統和文明關切緊密結合在一起，建設中國的古典學要立足于中華文明自身的傳統，同時要做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大古典學”。不應固守舊有的學科邊界，把古典學僅僅視為古希臘羅馬之學，而是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在“兩個結合”的統領下重新定義古典學的內涵與外延，革故鼎新，以寬廣的胸懷面向人類文明史上一切擁有傳世經典的奠基性古典文明。古典學研究者不僅要基于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將對清末民初之前的中國歷代典籍整理、研究納入古典學的范疇，還要深入認識西方文明的根基，建設中西合璧的古典學。中國的古典學應立足本土，培養“兼通中西之學，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錫瑞語）的新時代棟梁之材。此外，中國的古典學要自覺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建立自主的古典學學科話語體系。要為古典學注入多元共生、平等和諧的古典精神，將中國精神、中國立場和中國風格鑄入其中，進而全面反思和總結全人類的文明經驗和教訓，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熔鑄一種“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文明理論。

　　回顧古典學的學科發展史，古典學自誕生之時起就是一門既古老又現代的學問。19世紀，隨著歐洲現代大學學科和學問體系的形成，古典學在西方現代教育體制中獲得建制性的發展，古典學者對古希臘羅馬典籍的搜尋、整理和闡釋為現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驅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可以說，古典學是西方現代文明形成的基本動力因素之一。建設中國的古典學涉及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文明抉擇問題：在實現現代化發展的同時，如何葆有中華文明的根本德性？進而言之，如何汲取古典文明所蘊藏的古典智慧助力建設現代文明新形態？

　　習近平主席2014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強調，“每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盡管“古典學”是一個外來詞，但古典學一直內在于中華文明漫長而燦爛的歷史長河之中，諸多典籍奠定并構建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和思想品質。晚清以降，伴隨“西學東漸”，中西方文明發生激烈碰撞，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如何與中華文化傳統保持血脈關系一直是中國現代學人無法避開的問題。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這個新的起點即我們正在致力于實現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場史詩般的歷史行動是古老的中華文明浴火重生的重要契機。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命題，這一命題不僅具有極為明確的現實指導意義，也具有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政治體的更新迭代必然會面臨如何處理當代與古代文明關系的問題。“古今中西之爭”源于19世紀以來中國一直面臨的西方挑戰，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解決這個難題才有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這意味著，發展中國的古典學，必須與正在走向民族復興的古老中國所面臨甚至迫切需要解答的文明沖突問題結合起來。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其他古典文明（古埃及、亞述、古伊朗、古印度等古代文明）并無歷史性沖突，而“古今中西之爭”則清楚地表明，現代中國面臨的是中西文明之間的歷史性選擇。因此，古典學開科設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形成的西方現代學問的挑戰，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這一新的起點和新的使命既是建設古典學的機遇，也是挑戰。

　　19世紀末，著名的德國古典學家尼采曾提醒古典學界：古典學“出于道德動機整理故書”，它“以高貴的信念為前提”，為了“即將到來”的國家擔綱者而闡發古傳經典中的智慧和德性。這意味著，古典學不僅肩負著守護古傳經典遺產的使命，更為重要的是，它承擔著用古典智慧滋養每一代國家棟梁人材的責任。說到底，中國的古典學在立足于自身文明傳統的同時，也應對中西方古代傳世經典進行整理與研究。

　　如今，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盛世必修典籍，修典最能彰顯盛世的文明品質與精神風采。傳世經典是人類智慧的歷史結晶，也是人類文明賴以發展的基礎。我國歷代盛世無不修典：唐朝盛世編修五經、清代康乾盛世編修十三經，新中國成立后編譯馬列經典、整理二十四史，歷史功績有目共睹。中華文明有著吸收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中華文明內在的豐富性與包容性使其有能力化解那些對傳統生活方式構成重大挑戰的異質文明，中華文明在延續自身的同時，返本開新，熔鑄經典。新時代的修典不應只是重修中國傳統經典，使之適應中華文明創新性發展的新氣象，也要翻譯西方古希臘羅馬文明和歐洲近代古典文明的傳世經典。這將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性工程，21世紀的中國學術若要有所成就、有涵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學術底氣，需要深入掌握西方傳世經典。

　　涵化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意味著現代中國思想將日益成熟和從容，從更具歷史縱深的視野出發思考中華文明的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史無前例的世界歷史意義。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既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也是中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障。我們要認識到，中華文明對建構公正平等的世界文明秩序負有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凡此都離不開古典學的支持。100多年來，我國學界主要致力于研究自18世紀以來的西方現代文明，較少研究和翻譯西方文明的古典淵源，特別是從容審視西方文明的整個傳統。近20多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勁提升，中國學界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開始向其古典面向推進，我們開始審視和重新認識西方文明的整體面貌。

　　面向現實和未來，要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就要重視古典學的學術建設。隨著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臘雅典設立，中國的古典學不僅有了一個與國際古典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和資源分享的世界舞臺，其自身的文明抱負也有了一個切實的依托。相信隨著首屆古典學大會的召開，中國的古典學學科建設將跨入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面對人類社會的永恒論題和現代世界的諸多挑戰，中希兩大古典文明有必要加強文明交流與互鑒，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而中國古典學界只有在“古今中西之爭”的思想張力中理解并推進古典學研究，才能更好地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擔負起自己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