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過常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習近平主席在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賀信中，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古典學研究對古代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中西古典學的不同形態

　　埃及托勒密王朝時期（前305—前30年），研究希臘文獻的學者們聚集在亞歷山大城，開展了規模性的希臘典籍研究，奠定了古典學的基礎。而在中國，自齊權公（齊威王）至齊王建（前374—前221）時，學者們匯聚在齊國稷下學宮，百家爭鳴，形成中國古代學術的一波高潮。可以說，世界兩端幾乎在同時亮起的學術明燈交相輝映，對世界學術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

　　古典學是西方人文學術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以古希臘羅馬典籍為主要研究對象，有著特定的學術理念、成熟的研究方法以及豐碩的學術成果。古典學值得關注的特點主要有：

　　第一，有意復活古典時代的生活場景，傳承古典時代的精神。早期聚集在亞歷山大城的學者大多也是詩人、劇作家，他們在研究希臘文獻的同時，也模擬希臘的文學創作，意圖延續、發展希臘文化。15世紀中期，不少希臘學者涌入意大利，古典學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并參與文藝復興運動，起到了理性啟蒙的作用。19世紀中葉，著名哲學家尼采作為一位語言學教授，特別強調進入古人生活的想象力，并創作出《悲劇的誕生》這樣充滿激情的作品。總之，古典學雖然學派林立，分支繁多，但其中有識之士能夠充分認識到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價值和魅力，強調對其中理性精神和文化價值的繼承與發展。

　　第二，強調對古典文獻進行綜合性研究，以最大程度呈現文獻的歷史文化意義。古典學一般是從文獻學和語言學入手，也離不開考古學、宗教學、神話、戲劇及詩藝研究等，容易形成獨立的學科意趣，但古典學者不斷提醒要關注整體文化價值。如馬克斯·繆勒所言：“古典學術用希臘拉丁等語言作為手段，以理解逝去歲月托留于我輩的文學遺產，其為符咒，從時間墳墓里喚集千秋萬邦之偉人的思想意緒，其為路徑，即自此來追蹤人類社會、道德、知識與宗教的演進。”（約翰·埃德溫·桑茲《西方古典學術史》中譯本）就此而言，古典學實際上是一種學術的觀照方式，是一個意義域的集合體，而不僅是一個學科。

　　第三，在文獻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多種規范的學術方法。古典學所涉及的文獻形態眾多，包括抄本、口傳、銘文、紙草、實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據、釋讀、鑒賞、編纂等，其核心學問被稱為“語文學”。以文獻為核心的語文學，有著明確的人文主義內涵，強調對古代思想和精神的把握，同時在語義、語法、修辭、文體、版本等微觀方面又有著精準規范的研究規則，并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研究者的悟性和個性。

　　一般認為，在中國學術中，與古典學形態相近的有經學和文獻學。經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學問，以《詩》《書》《禮》《易》《春秋》等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考證、文字訓詁、義理闡發，其研究目的是形成并完善儒家思想體系。由于中國傳統社會以儒家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經學也就成為官方學問，體現國家意識形態。“文獻學”一詞起源于晚清，是一種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獻為主的學問，目的在于辨析、理解和完善古代文獻，使其更好地流傳下去。由此看來，經學和文獻學與古典學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上都有部分重合，但在整體學術文化的畛域、內涵上都要窄于西方古典學。

　　以經典為核心的傳統“文學”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早開展文獻整理和傳播的學者，其所整理的文獻包括《詩經》《春秋》《尚書》等。《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云“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則孔子的學問包括文獻和禮儀。禮儀在孔子之后也被文獻化，形成了“三禮”和“樂論”“樂記”等文獻，所以，孔門學問也可以說是經典的學問。《論語·先進》提到“孔門四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所謂“文學”，就是精通“詩書禮樂”，在此后指的就是經典文獻。而德行、言語、政事三科則是在“詩書禮樂”教化下形成的人格修養，以及利用“詩書禮樂”進行外交活動和治國理政的能力。所以，“文學”是儒家的基本學問，也是后世中國士人的基本學問。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學”經典是一個開放的概念，這與古典學和經學都有所不同。首先，經典的范圍不斷擴大，而不限于“五經”。戰國之后，不但儒家自創經典，如“三禮”和“樂經”等，諸子百家、史傳政論、奏疏表章、詩詞歌賦等，歷代之名著，皆被經典化。經典化的標準，一是思想性，也就是有修身、輔政之功能；二是修辭性，也就是文辭整飭且有章法，足成軌范。唐代魏徵云：“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政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隋書·文學傳序》）說明了“文學”載道而教化社會的意義。

　　其次，“文學”的內涵有所轉變，六朝時有文筆之論，有辨體之議，有緣情之說，則“文學”開始重視或在內涵上偏向于抒情性和形式美，推崇作家的才情和個性，形成一個影響深廣的審美傳統。而這一點與西方古典學早期重視詩學，強調“語文學”的文學批評功用，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學中，“文學性”的最高境界，是個體性情志趣與整個社會或歷史精神的融合。

　　在中國古代，“文學”以文傳道，以文化人，以文輔政，以文抒情，負有建構精神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責任。“文學”中包含了經學，也包括了研究語言、文獻、文本以及建構理論的各種學術方法。劉勰的《文心雕龍》既包括各種經典研究、又包括文學創作研究，既包括道論研究、也包括審美評析，既包括文體研究、也包括史論研究等，形成一個以經典為核心的，具有人文性、綜合性的“文學”學術體系。這一體系，在中國文化史上不絕如縷，屢有回音。比如，20世紀初林傳甲為京師大學堂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就秉承了傳統的“文學”理念，包括了經史子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等。

　　中國經典教育的價值旨趣

　　古代“文學”是一門以經典為載體，有關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綜合性學問，它包括對社會、歷史、自我的認知，更包括對個體人格精神的培養。孔子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體現了他的“文學”教育思想。“興”代表的是價值觀念認知，“立”代表的是行為規范形成，“成”則代表了精神境界充盈，三個階段體現了主體修養逐層提升，最終成就君子人格的全過程。西方古典學也同樣重視文獻對于個體成長的意義，如19世紀的《古典學術與古典學問》說，古典學者“不僅熟記彼輩的語言與思想，且已形成識鑒，好與古哲為友”（約翰·埃德溫·桑茲《西方古典學術史》中譯本），這句話就很像孟子“知人論世”而“尚友”之說。當然，西方古典學者對知識的興趣更高，更加在意“博學”的稱譽。

　　孔子的三階段人格教育論，以經典文獻教育為人格養成的初始階段，但隨著經典文獻的擴展，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經典教育貫穿于傳統士人教育的全過程。由于歷史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詩經》，認為《詩經》包含了所有的思想觀念，所以子夏說《詩經》“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韓詩外傳》）。漢代之后，經典學術快速發展，“六經”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方面形成分工，共同構成社會主流思想的核心，雖然專攻一經為士人之常態，但士人必須學習和熟知所有儒家經典，形成必備的知識修養。從社會或自我認知的角度來說，諸子之學亦可備儒家經典之補充。所以，孔子人格教育的第一階段主要以儒家經典和諸子為主要內容。

　　由于“禮”有著特定時代性，其規范性隨著時代而不斷變化，社會價值也不斷減弱，傳統社會士人的行為規范主要體現為政治姿態和出處方式，而能夠在這方面進行有效教育的主要是史著。中國古代史著除了為統治者提供歷史鑒戒之外，主要記錄了不同階層的個體的政治行為和命運，所以，史著學習其實就是一種政治理念、政治規范、政治策略的訓練，并能從不同的人生形態和命運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形成自己的社會行為模式。左宗棠說：“讀書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此，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為之，又當如何。然后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出。斷不可以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事接物為兩事也。”（《左宗棠全集·書信一》）所以，對于士人來說，史著教育的目的更多是養成社會政治行為的準則和應變能力。

　　孔子“成于樂”說的是造就精湛深遠的精神境界，涉及審美教育。對此，孔子還有另一種說法：“游于藝”（《論語·述而》）。由于“樂”過于專業，且應用范圍較小，所以后世以詩詞歌賦等經典教育取代了樂教。詩詞歌賦是古代士人的基本素養，也是古代士人的精神故鄉。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非常繁富，且具有很高的美學水準，各種審美文體、鑒賞理論、創作理論都很發達，它們是中國古人以情化人、超越現實、升華自我、建構生活意義等的重要方式。中國文化將這部分文獻置于集部，與經、史、子部并列，相關文獻的經典化更為活躍、豐富。

　　就人格教育而言，傳統經典教育還強調“知行合一”的方法。王陽明認為，外在知識離卻了本心之真，便容易被私欲所利用，或者使人沉溺其間。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復歸于良能良知，使得經典學問有用于世，有用于己，賦予經典活潑潑的生命力。所以，古代經典教育，往往伴有自我體驗、省思、相互砥礪切磋和社會實踐。這也是古代經典教育常以書院形式開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古代的士人教育主要是經典教育，而人格的三階段構成也與經典文獻的經史子集四部構成相吻合，“四部”皆屬于古代“文學”經典，它們既是文化的載體，也是人格教育的材料。“四部”分類顯示了古人對“文學”經典的體系性、功能性的自覺認知。

　　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古典學，在文化整體意識和文化精神傳承、文獻本體觀念、闡釋及整理方法等方面，有著共通性。所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文獻不限于“六經”，還包括歷代各種類型的優秀作品，其“經典”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更為重要的是，古希臘羅馬文明早已終結，寫就其典籍的古希臘語、拉丁語也成為絕響，因此，西方古典學者的知識興趣，時時超逸出文化傳承的愿望，而中國古代“文學”在過去2000多年里，除了建構起國家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特質外，還孵化出多層次的社會生活和個體精神，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有著巨大創造力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古代本就存在著文化根基之學的觀念、體制和實踐，從民族文化傳統出發，借鑒西方古典學，形成獨特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才能形成中國自己的古典學科，才能擔負起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