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青（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之所以要把“楓橋經驗”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抓手，在于新時代“楓橋經驗”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國家治理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推進和完善中國之治的四重優勢。

　　根植群眾路線的中國特色

　　從變遷的歷程看，“楓橋經驗”產生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于改革開放新時期、創新于新時代，分別承擔“調和階級矛盾、維護社會治安、加強社會管理、創新社會治理”的任務，先后創造了“捕人少、治安好、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新時期“楓橋經驗”；“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可見，“楓橋經驗”是在承擔化解不同時期社會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得到發展的，所要達到的基層治理的工作成效就是始終強調的“矛盾不上交”這一任務。這些都體現了“楓橋經驗”所要做的“事”，與這些“事”是不可分離的，就是從“為誰的事”和“誰來為事”這兩個主體的考量，也就是“楓橋經驗”在初創時期和之后接續發展所強調和踐行的“發動和依靠群眾”這一前提條件要素。由誰“發動和依靠”，無疑是“基層黨組織”，使得黨的群眾路線這一立黨治黨、興黨強黨的“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貫穿于“楓橋經驗”形成和發展之中，從而形成了“黨的領導和群眾自治”相統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治理經驗。與此同時，賦予“楓橋經驗”這一持續創新的基層社會治理實踐，始終立足“為了群眾紓困解難謀幸福”，同時還要領導和依靠群眾創建紓困解難的條件。在這一過程中，基層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也會隨之優化，從而生成具備“除舊布新”功能的創新基層治理的驅動機制和保障機制，使得新時代“楓橋經驗”根植于群眾路線并被賦予歷久彌新的政治優勢的中國特色。

　　立足大國治理的中國氣派

　　把地方治理獲得的“楓橋經驗”作為“中國之治”的一張名片，上升到國家治理經驗的高度，原因在于“楓橋經驗”的探索性、示范性、創新性有效彰顯和塑造大國之治的中國氣派。從古至今，大國之治的難點之處在于如何協調中央的決策和地方的關切兩者之間的張力問題。這既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與利益的協調，又包括兩者所承擔的社會治理職能的協同，后者協同的效果直接關系基于民生民心所向的政治認同以及社會的穩定。現代大國之治僅就國家機器龐大的體系而言，制度層面的運行慣性極易成為改進社會治理的體制性障礙，使得“國家之制”與“國家之治”間如何匹配存在諸多待解的難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國之治的中國氣派，通過“兩個結合”，既傳承中國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傳統治理理念，又踐行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張，創造性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大國治理的新氣象，構建整個社會上下聯動的治理機制，以此增加國家治理體系的韌性。新時代“楓橋經驗”治理的中國氣派在于，一是通過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基層治理體系；二是通過發展壯大群防群治力量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完善社會治理生態，提升基層治理能力；三是通過把“楓橋經驗”上升為國家治理經驗，推廣、帶動和創新更多基層因地制宜創造既能解決自身問題又能生成新的“樣板、樣本、模式”等的治理經驗，共鑄新時代中國之治的中國新氣派。

　　詮釋問題有解的中國風格

　　基層是國家治理的末端、服務群眾的前沿，基層也是國家治理實踐中矛盾最多的地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基層治理所要面對的社會矛盾問題多；二是有欠缺的基層治理方式方法引發社會矛盾問題多。這兩類基層治理矛盾又可聚焦為一個核心問題，即基層治理的價值宗旨到底為了什么的問題。基層治理既要面對上級承擔落實決策的職能，又要面對人民群眾承擔解決實際困難的職能，在上聯下通的過程中，基層治理共性功能都是要承擔解決問題的任務。目前，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被期待的是“應當走出工具主義理念與技術型治理的局限，邁向以民主、自治、法治和文明為方向的治理創新”。近年來，多地以“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的基層治理創新體系開展實踐，在取得創新性實踐成果的同時，原有基層治理體系阻礙創新體系發揮作用的問題愈發突顯。這一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楓橋經驗”在初創時期，摸索出了“說理—說服”解決問題的模式，在新時代引入法治、智治的現代治理機制，就是為了把“理”說清、說透，從而為解決問題達成共識和促進行動。相比之下，一些其他類別基層治理模式失敗的原因，主要是以“定指標—完成任務”的運動模式開展基層工作，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引發新的問題。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先進性，在于與時俱進更新的治理體系和注重實效的治理能力，所形成的治理合力始終服務于為了生成高效“解決問題”的共識和行動力。這就突顯新時代“楓橋經驗”能夠詮釋中國之治具有“問題有解”的中國風格。

　　彰顯文明之治的中國智慧

　　“楓橋經驗”之所以源于“楓橋”卻能“聞名全國”，并成為新時代中國基層治理內生經驗的典范，不僅有可供全國借鑒、應用、推廣的經驗模式，而且內含使這一經驗不斷傳承創新且體現文明之治的中國智慧。浙江楓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重教興學由來已久，為承載和孕育地方文明之治的中國智慧奠定了厚重的人文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十分豐富，其中“德治與法治在中華文明規范體系與實施體系上相互融通”，共同構筑了中華文明之治的智慧之基。因此，無論是從地域文明還是中華文明兩個層面，“楓橋經驗”的文明之治都有著一定的歷史文化來源。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文明之治，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實現了其自身經驗的階段性更新，從矛盾管制、社會管理轉到社會治理、社會服務，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成為這一基層治理經驗的創新動能所在。另一方面，新時代“楓橋經驗”越來越多地被學習、推廣、轉化出新的地方特色治理經驗，如上海樣板、貴州特色、江蘇標識、江西實踐等。除了地域空間的社會治理創新之外，網絡空間這一現代社會的生活空間也成為新時代“楓橋經驗”數字治理創新的積極面向。新時代“楓橋經驗”先后被寫入黨和政府的多個重要文件之中，“這標志著‘楓橋經驗’已經由基層社會治理的樣本，上升為黨和國家制定政策、作出決策的重要依據和基本經驗”，這些都是新時代“楓橋經驗”文明之治的可感層面。如深入這一基層治理經驗的內在機理來看，恒定不變的“矛盾不上交”的治理宗旨，體現以下四點文明之治的中國智慧，一是從源頭治理矛盾，達到以小成本治理糾紛，維護了社會穩定；二是多元主體參與治理，保障基層政權有效運行，減少了無效損耗；三是重調節和協商，維持了和諧人際關系，營造了有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文明生態；四是樹立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經驗標識，激發基層治理創新的共識和行動。這些都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從制度優勢轉向競爭優勢，再轉向治理效能，進而產出先進基層治理經驗提供了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