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蔚（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連續性居于第一位，華夏民族價值理念使中華文明充滿生命活力，鑄造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連續性特征。

　　華夏民族價值理念促使中華文明連綿不絕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華文明有著突出的連續性特征。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來自自身強大的民族精神與價值理念。早期中國人民，其價值觀就具有一種跨血緣、族群、文化的認同意識。尤其是隨著血緣宗法組織與地域社會的結合，使得早期中國各區域文化逐漸形成一種內聚性、向心力與開放性、包容性相合一的特質。《尚書·堯典》所謂“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即是指堯舜禹時代部落聯盟對周邊區域開放、包容的“天下”觀。這種政治文化基因催生并強化了早期中國的政治、文化建構，形成一種世代相繼的有名物、制度、禮儀特征的文化形態。在西周、春秋時期，這種制度范式與禮樂文化形成的強大政治力量，導致華夏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大大增強，“中國認同”則在這種名物、制度、禮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些文獻中關于“中國”的語義雖然有指“國中”“中土”的意思，但是已蘊含著“中國”的禮儀、制度、文化的含義。《史記·趙世家》載戰國時趙公子成謂“中國”曰：“臣聞中國者……圣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就標示了先秦時期的人們對“中國”及中華文明特質的理解。由于這種禮樂文明包含著民族、國家、文化的內聚力與向心性，使它逐漸形成一種華夏民族精神。

　　在歷史演進中，這種禮樂文化及價值觀逐漸積淀下來，形成華夏民族深層的價值理念和社會心理。尤其在西漢時期，漢武帝積極推行“大一統”與“有為”政治，在強化國家統一的同時，也將構建民族一統、文化一統作為王朝制度設計中“大一統”的重要內容，由此為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撰《史記·五帝本紀》，就以黃帝為華夏民族始祖與華夏國家第一帝，由此構建了由五帝三王為起始的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將黃帝作為古代中國人“同源同祖”“圣王始祖”的族統、法統、治統的淵源。正是這種國家、民族、文化的“一統”與演進，構建了武帝時期的王朝氣象，并在其后的歷程中逐漸形成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明特性。正是這種特性使中華文明在歷史長河中延綿不絕，為華夏民族、國家的團結、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認同”與中華文明連續性

　　秦漢以降，中華文明的互融性與開放性更加突出。特別是中華文明所具有的超越種族、文化差異的巨大包容力所構筑的“中國認同”，在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中起到巨大作用。如漢初分屬東西部的關中、鄒魯文化的交匯，分屬南北的楚、漢文化的相融，使華夏民族意識中的“中國認同”更加突出，使華夏民族互融、包容、開放的文化觀念更加發展。這種文明特質主要表現在深潛、內蘊于華夏民眾心目中的有容乃大、天人合一、崇尚一統、厚德載物、守中致和、生生不息等民族價值理念上。正是這種價值理念，使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始終保持著持續演進的歷程。盡管在古代中國的歷史演進中，常常出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分”“合”現象，但是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每一次沖突、分裂，總是在民族關系與生產關系的調整中形成更加強大而繁盛的統一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并且不斷鑄就著歷久彌新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等特征。因此，中華文明的這種文化特性，使中華文明不斷充實、豐富著自身內涵，也使中華文明在諸般艱難困苦中發展壯大。

　　宋元以降，中華文明雖然歷經挑戰，但仍然繁衍昌盛、生生不息。特別是在元、清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天下大變局”中，中華文明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在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當它建立不久，就在漢族地區實行以儒家文化治理“中國”的方針，通過吸收、繼承中國傳統的制度與精神文明，來維護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元朝定國號為“大元”，就是“取《易經》乾元之義”，“事從因革，道協天人”，以見“天下一家”之義。文獻記載，元朝名儒郝經常以“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來說服元代統治者用“中國”之“道”治理中國，這就在元代朝廷中逐漸形成了一股崇儒、重儒、推崇儒家文化之風。正是在這些儒家士人影響下，元朝統治者以儒學作為治理天下的指導思想，使其“制度禮樂一出儒術”。清人入關后，就以中華“正統”和華夏文化的繼承者自居。例如，順治元年（1644）十月，即宣布恢復孔子“至圣先師”位號，修飾京師文廟，表示尊崇中華傳統文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親至曲阜祭孔，并命擴建孔林，命孔子嫡后孔尚任在詩禮堂為之進講經書。及至雍正，亦以尊崇中華傳統為己任，“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康熙御制《日講四書解義》，撰其《序》曰：“朕惟天生圣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以中國“正統”自相標榜的目的，既有草原游牧民族對中華先進文化的崇仰；又有通過加入“中國”王朝序列，來顯示其政權的天然合法性，以治理漢族居住的廣大區域。這歸根結底是由于深植于士人、民眾心中強烈的、時隱時現的華夏民族的深層價值理念導致的。但蒙、滿政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既擴大了中華文化對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力，也使中華文明蘊含的深沉價值形態及所潛隱的巨大精神力量不斷延續、發展。因此，盡管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仍然保留著自己的諸多民族特色，但是在對中華禮樂文化的接續上卻作出了重要貢獻。正是這種中華民族精神與價值理念，使中華文明具有持續不斷的生命力。

　　歷史大變局中的中華文明連續性

　　鴉片戰爭爆發后，中華傳統文化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這種歷史境遇既使“救亡圖存”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時代主題，亦導致人們對民族、國家命運的思考。在這方面，有要求仿效西方、發展工商、富國強兵的早期維新派人物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亦有要求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變法維新的康有為、黃遵憲、嚴復等人。在這一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的繼承、發展亦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事實上，當時的一些思想家、革命者，大都主張在吸取西方先進文化的同時，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發展。

　　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當時的諸多愛國志士和知識分子，在國家、民族、文化這些主題上，幾乎都將國家的主權、獨立、振興和富強當作民族復興的基本保障，將倡揚民族精神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看作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的中心問題。這種思潮洶涌澎湃，既鼓舞了大多數民眾的愛國熱情，同時又使新的文化價值觀念發展起來，由此使中華文明特性在揚棄中不斷持續發展。正是這種深層價值理念，使中華文明歷久彌新，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