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廣將（廈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盡管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學者關注國家間信任問題，但是相較于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國際關系學科對信任問題的研究嚴重遲滯且阻力重重。當前，國際關系學科中的信任研究問題之爭存在三個鮮明特征：一是對基礎性問題缺乏共識，各執己見；二是對信任的理解各持其意，互不承認；三是對信任的研究路徑各行其道，難有交集。

　　信任研究存在多維面向

　　信任是重要而又較為隱秘、多維的概念。概念的多維性導致意義闡釋的多元化，這也是各方爭議的源頭。信任是一種理性認知，是一種心理感受，也是一種社會關系。大多數人習慣性地將信任理解為一種純粹的“心理活動”，但實際上信任也是一種依賴于理性思考、邏輯推理或者數據計算的“大腦活動”。更重要的是，“心理活動”與“大腦活動”二者密不可分，這意味著信任的心理維度和理性維度無法剝離。

　　“國家之間是否有信任”這個基礎性問題關乎研究命題的真偽，但在國際關系學科中這依然是一個缺乏共識的難題。否定論者指出，國家、政黨、政府等是一種物化的組織形式，何來信任？國際政治是一個利益博弈、權力爭奪、安全競爭的大舞臺，何來信任？信任他國無異于將自己柔軟的腹部置于他國的利刃之下，何以信任？事實上，將國家擬人化、人格化是許多國際問題研究的前提，因為國際關系的原點是人際關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任問題；信任他國不等于不能懷疑他國，信任與懷疑不是零和關系，而是比例關系，因為不存在完全信任或完全不信任的狀態。信任是為了應對國際社會中的不確定性，如果對外部世界缺乏基本的信任，國家就會陷入本體性安全困境，進而走向孤立主義、封閉主義甚至軍國主義和極端主義。不信任是為了防范他國對本國利益的侵犯，以謹慎的態度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國家總是在信任與不信任之間思考和行事。

　　即使國家之間存在信任，它又能發揮多大作用？這個問題指向信任的地位問題。不少觀點認為，信任充其量是一個次要變量，是其他核心變量的副產品。信任隨著利益、權力、制度、觀念等核心變量的變化而變化，因而研究的核心應該是其他變量而非信任，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事實上，信任不僅是因變量，亦是自變量，在權力、制度、觀念、身份等主流變量面前絲毫不弱。例如，權力存在于人心，信則有，不信則無；國際制度雖然能促進信任的生成，但離開信任，國際制度的建立和運轉便難以維系；觀念、身份的內核是信任，因為人們不會堅守一種不信任的觀念，更不會認同一種不信任的身份。總之，信任在各個主流變量中就像人體中的“維生素”，或許占比不大，但不可或缺。

　　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堅稱，國際合作不需要信任。只要存在足夠的利益，或只要輔之以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實施強有力的威脅，便可展開國際合作。利益替代論存在兩個漏洞：一是時間漏洞。信任在時間上要先于合作行為。國際合作產生的一切有利后果是一種將來時，但信任與不信任在合作之前就已產生，計算收益與未來收益之間始終存在一個時間差。在“信任產生—合作展開—利益兌現”的時間鏈條上，信任處于優先地位。二是風險漏洞。雖然我們通過大數據、計算機能夠精密地計算出國際合作帶來的巨大收益，但國際合作始終存在風險。除了客觀上通過國際合作實現國家安全或利益最大化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國家還要在主觀上相信這種利益能夠兌現。為了克服這種時間差或風險期，一切國際合作都仰仗于信任的介入。

　　制度替代論則將制度與信任視為一種替代關系。事實上，在制度保障下的合作中，信任并沒有消失，只是發生了轉移。A國與B國之間的信任被轉移為A國和B國對國際制度C的信任。隨著國際制度C的失靈，A國和B國之間的信任缺失問題必將迅速再起。在國內社會，陌生人之間能展開各種合作，是因為人們之間的信任轉移到了各種社會制度中。在國際社會，由于國際制度的缺失，信任轉移異常困難，國際合作充滿風險。誠然，國際制度可以克服信任不足的問題，但畢竟只是一種工具，制度主義者并沒有直面信任問題本身。

　　威脅替代論則是將信任理解為理性或心理的單一維度，即使是槍口下的合作也存在信任作用的空間。例如，在黑船事件中，日本在美國的大艦巨炮威脅下與美國合作并簽訂《日美親善條約》。這種被動合作反映了信任的兩種作用機制：一是理性上反映了日本認為選擇與美國合作比奮起反抗更有利；二是心理上反映了日本不愿意承擔與美國對抗而帶來的風險。

　　信任理論構建的三個方向

　　由于信任是復雜多維的概念，人們采用一種剝離的方式來理解信任的某一面向，并根據某一面向進行理論構建，因此導致信任理論構建不同路徑之間的相互掣肘。這些研究路徑呈現靜態性、碎片化特征。鑒于此，信任理論的構建有三個方向值得關注。

　　一是動態性的信任研究。信任內涵隨著時間、文化、語言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關系學者大多將信任界定為一種確定、靜止的概念。事實上，信任時刻處于動態的調適過程中。如何采用動態的信任觀理解國家間的信任并將它理論化，是未來信任研究不可忽視的方向。若將信任視為一個動態性的過程，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會存在多個潛在的“輸入”因素，最終導致信任行為的“輸出”呈現動態性視角。因此，從概念上進一步“解開”信任的內涵仍然是信任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是融合性的信任研究。理性主義、心理學、社會學等主要研究路徑相互批判乃至相互貶損，這使信任研究呈現出碎片化、版塊化的格局。信任多種維度之間不可相互替代，各種研究路徑之間并不相互排斥，更多是相互支撐。只不過在不同的情境和發展階段中，各個維度會隨著環境的不同而具有輕重緩急的分野，發揮的作用并不等量齊觀而已。如何克服信任多維度特性帶來的難題，使我們可以深入理解，在特定情況下信任的哪一種維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無休止地爭論為什么某些類型的“信任”是信任，而其他類型的卻不是信任，這才是信任理論的構建方向。對此，國際關系學者應開辟更多跨學科、融合性的綜合研究路徑，打破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的壁壘，以及理性主義、心理學、社會學等不同研究路徑之間的隔閡。

　　三是可量化的信任研究。由于信任兼具理性與非理性、客觀與主觀的多維特質，如何將變量指標化異常困難。信任歸根結底是一種主觀的心理狀態，沒有辦法準確地預測別人的想法，也沒有辦法對任何假設獲得絕對的肯定。但概念的量化困境不是信任這一概念的專屬，而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共性，因而不能據此矮化或剝奪信任作為一個重要變量的資格。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分別找出影響信任生成與流失的各個變量的具體指標，構建多個指標體系以彌補定性研究的不足，將會是未來探討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