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稚（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城市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促進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提高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穩步實施，取得歷史性成就。新中國75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顯示，2023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75個百分點，為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圍繞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學科建設，涵蓋了高等教育體系中為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需求而設立的大量相關專業和研究方向，是一個龐大的學科群（或稱科學共同體），在實踐中也是由一個龐大的職業群體共同推進著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伴的城鎮化進程。如果將70多年實踐的經驗教訓和豐富多彩的地方性、專業性創新包括在其中，就體現出了理論與實踐高度融合的、“知行合一”的“超學科”色彩。

　　筆者認為，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建立的人居環境科學理論，是對這個學科共同體較為合適的概括。應該說，圍繞新型城鎮化的學科建設不僅僅局限于建筑學、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土木工程、市政工程等與人居環境建造直接相關的傳統核心學科，也日益與建設、運營、管理、決策變革和技術變革等相關的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環境科學、信息科學、公共管理等眾多領域，以及包括其中的細分學科，發生著復雜的交叉、融合、不斷面對實踐中新問題的解答孕育和催生新的研究方向。當下學術界在處理新型城鎮化相關問題時已顯現出鮮明的學科交叉、跨學科乃至“超學科”的特征，也符合吳良鏞先生倡導的多學科“融貫”，更好地解決綜合性問題的目標。

　　一、我國的城鎮化歷程也是相關學科邊界不斷拓展、科學共同體成員不斷擴充的過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們以重工業布局推動重點工業城市建設。計劃經濟背景下的國家發展規劃（五年規劃）與國家建設規劃的密切結合，使得生產力布局理論和整體性較強的總體城市規劃理論成為這一時期的學科發展重點。民生保障領域的計劃配給體系也催生了一系列統建、統分、居住與服務按計劃配套的居民區規劃理論。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大量新增的城市就業機會推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數以億計地轉移到城市。這也是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的跨越式推進時期，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建立釋放了巨大的流動性。與土地有償出讓制度相配套的控制性詳細規劃制度隨之建立，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次實現了發展規劃與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的結合，使得被釋放的發展動能能夠有效落地，實現了GDP的有效增長，人均居住條件的大幅改善和城市文明的迅速普及。這一時期也是人居環境科學（學科群）方法論從建立到走向成熟的時期。

　　2016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印發，最大的變化是對城鎮化進程的關注從以物質環境為中心轉移到以人為本，以人的城鎮化和現代化為核心，并開啟生態文明時代的城鄉建設高質量發展階段，以應對人民群眾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重追求；以應對跨越式增長中生態環境、資源環境和過度擁擠的人居環境中各種難以為繼的問題；以應對技術進步帶來的新機遇和極端氣候變化中帶來的城鄉韌性的挑戰。這一時期學科發展的最大變化是對傳統理工學科研究邊界的突破，并推動大量與公共政策制定相關的學科全面融入新型城鎮化問題研究，人居環境的質量保障也從傳統的規劃、建設、運營時代走向日益帶有鮮明治理特色的公共政策時代。

　　二、處理好“解析”與“融貫”的關系是新型城鎮化相關學科群建設的關鍵

　　傳統學科建設是沿著深度“解析”的思路去建構的，學科間的邊界問題探索也不斷催生著“新”學科的建立，而實踐問題的應答是沿著“融貫”的思路去建構的，是跨界知識和方法的綜合性運用，與新型城鎮化進程相關的學科普遍反映出“效用之學”的特征，學科群呈現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走向。所以處理好“解析”和“融貫”的關系是新型城鎮化這個領域性學科群建設的關鍵，也是未來可以從“超”學科視角追求更高水平的“知行合一”的關鍵。

　　一是新型城鎮化相關學科體系的建設與人居環境科學（學科群）的建設一樣，不應以建立或試圖發展出一個涵蓋面龐大的所謂獨立或完整學科為目的。其發展動力來自于實踐中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而不是來自于學科和專業整合的需求。獨立學科的專門性研究越深入和成熟，則參與多學科融貫研究的能力就越強；所能提供的技術支持越具體和可靠，則融貫進入復雜技術支撐系統集成的機會就越多。這種領域性科學的發展有利于眾多獨立學科的生長和發展，也會推動過度細分的研究方向和二級學科有所歸并。

　　二是這一龐大學科群所倡導的研究并不是圍繞著某個限定的學科邊界（或狹小或龐大）展開的，而是圍繞著實踐中遇到的某個具體問題（同樣可大可小）展開的。其學科體系（學科群）的組織方式會與傳統學科組織和劃分方式有較大差異，其學術帶頭人或有代表性專家的特征與知識、技能結構也有別于傳統學科建設的要求。受實際可獲取的發展資源的制約，其創立初期優先選擇的“問題”往往是已被實踐證明必須突破領域限制才能取得科學答案的“問題”（大的和復雜的居多），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已被社會所廣泛認識，并具備尋求“新思維”的社會需求。其學術代表者也會首先產生于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核心”領域，而不是催生單一學科的“霸主”。

　　三是從思維方式看，這一學科體系建設的側重點是試圖密切“認識世界”和“解析過程”和“改造世界”的“融貫過程”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將現在“認識世界”過程中出現的“只解析不綜合”“重解析輕綜合”趨勢轉變為“整體思考”下的“解析”和“解析”基礎上的“磨合”；另一方面，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強調決策研究的“融貫與綜合”，強調擬采取措施的“整體合理性”。它的發展與成熟會對與新型城鎮化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產生影響，其自身的主要理論定位應是應用性基礎理論和在新型城鎮化實踐中的直接應用；換言之，它會影響和豐富“描述性”和“解釋性”理論的研究成果，但更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規范性”理論的構筑方式。

　　四是從發展進程看，這一學科體系的建設是以某些核心學科的強化和研究領域拓展為先導的，與需解決的特定“問題”的“目的性”和“主要矛盾”關系最為密切的若干學科會成為圍繞特定“問題”組織學科體系（學科群）研究時的核心。一些學者強調首先融合建筑、規劃、園林，作為三位一體的核心學科來發展新型城鎮化相關學科體系的設想，無疑是基于倡導者的學術背景和從他們面對的城鄉建設實踐領域中的經常遇到的現實問題出發的。針對其他的學術背景和其他特定實踐領域中的現實問題，探尋另外的、“問題”針對性不同的核心學科的選擇與確立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有待于多學科專家的共同努力。

　　五是在這一學科體系的建立過程中，其主要資源獲取渠道首先應是負責宏觀決策的政府機構，或是政府部門的利益聯合體，其次才是負責政策執行的各級政府部門。目前通行的以具體政府部門、具體企事業單位從自身利益出發委托研究項目為主的研究資源獲取方式無法滿足學科體系的發展追求，以某一獨立核心學科所獲取的有限資源帶動整個學科群的發展只能是權宜之計，無法長期維持。因此，爭取政府更高決策層的關注對新型城鎮化相關學科體系（學科群）的建立與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十分緊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