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奕、夏杰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是黨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聚焦服務業體制機制改革，明確了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的重點任務和具體舉措，是新時代新征程上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的根本遵循。

　　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戰略選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得益于服務業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制度改革與實踐創新，我國服務業發展呈現總量穩步擴張的良好態勢。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是依據我國服務業發展面臨的環境和條件新變化，為重塑服務業發展新優勢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也是與時俱進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戰略選擇。

　　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服務業發展水平是衡量現代社會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服務業快速增長，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服務業就業的比重不斷提升，經濟服務化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服務業取得較快發展，服務業增加值從2012年的24.5萬億元提升至2023年的68.8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54.6%，服務業支撐和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地位持續鞏固。立足新征程，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打通阻礙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的難點、堵點，將為我國服務業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加快釋放市場活力和發展潛力。

　　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要求。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農業、工業、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各居其位、各有其用，建設優質高效服務業新體系、發揮服務業的支撐保障作用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可以將人力資本、新知識和新技術傳導至下游產業，是技術支撐者和知識提供者，也是推動產業升級的黏合劑和推動力。而且，作為新型勞動資料的一部分，生產性服務業滲透于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等環節，通過與其他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融合發生作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近年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呈現較快發展態勢，為引領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延伸、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有力支撐，但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仍不充分。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將引領服務業從供給側孵化新模式、發展新業態，為服務業實施數字賦能與業態融合注入新動力，全面提升服務業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保障作用。

　　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是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已形成全球最大規模、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經濟社會發展愈發呈現依靠消費引領、服務驅動的新特征，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有待進一步激發。隨著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居民消費將由生存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由商品消費為主向商品和服務消費并重轉變，服務業的發展前景將更加廣闊。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時，以醫療保健、休閑、文娛、教育、交通通信為代表的服務消費將迅速增長。近年來，我國服務消費在全部消費中的份額不斷逼近商品消費，但生活服務的供需適配度仍需提升。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有利于激活服務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強大韌勁和旺盛活力，推動服務業擴大高品質供給，從而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的政策方向

　　《決定》對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作出部署安排，是未來一個時期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的任務書和路線圖。

　　第一，完善支持服務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同有形產品不同，無形的服務產品作為一種“信任品”，讓渡的是人力資本使用權。因而，服務業發展對制度環境要求更高，對于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而言更是如此。對此，《決定》明確指出，應完善支持服務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從發展理念、投資偏好、要素投入、市場準入、監管治理等方面，全面清理制約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的政策，加快構建公平、開放、有序的制度環境，形成導向鮮明、有力有效的政策支持體系。

　　第二，優化服務業核算。真實準確、全面及時反映我國服務業的總量、效益、結構、分布和變化情況，對于科學制定服務業發展規劃、提高服務業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我國服務業統計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制定了服務業統計相關的國家標準，并在重要的服務業領域陸續建立了較為健全規范的常規統計制度。然而，服務業統計仍存在范圍覆蓋不全、調查制度有待完善等問題，難以適應服務業快速發展的形勢，尚不能完全滿足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要求。據此，《決定》強調，應優化服務業核算。一是應推動建立科學、統一、全面、協調的服務業統計調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規范服務業統計范圍和基本內容，完善服務業統計調查方法和指標體系。二是應完善服務業發展統計監測和信息發布機制，明確部門職責分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機制，不斷提高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三是應開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情況監測評估，完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統計監測評價體系并穩妥推進試點，同時加強大數據在服務業統計中的運用。

　　第三，推進服務業標準化建設。近年來，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已使服務業部分特征發生重要改變，而標準化作為服務從個人生產走向大規模市場的重要前提條件，能夠有效緩解服務在搜尋、決策等環節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顯著提升傳統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和服務質量，幫助服務業形成優質優價的良性發展生態。據此，《決定》強調，應推進服務業標準化建設。這就要求增加優質服務標準供給，擴大標準覆蓋范圍，補齊服務安全標準，加快健全服務業國家標準體系，推動服務業規范健康發展。

　　第四，推進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產業的深度融合，能夠推動塑造產業競爭優勢。近年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融合度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各地區、行業和企業不斷探索，形成了業態多元、模式多樣的融合發展路徑，但從融合范圍、程度和水平來看仍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產業融合既是經濟發展變化的必然規律，也是市場內生驅動、企業主動作為的過程，特別是融合發展的新業態、新路徑和新模式，需要多元主體在不斷探索、反復嘗試中逐步發展成熟。故此，《決定》提出，應從戰略高度認識生產性服務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注重分類施策、分步推進，聚焦重點環節，分領域推進生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在此基礎上，考慮到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使生產性服務業日益平臺化的實際，為鼓勵經營主體多渠道整合資源要素，形成跨界融合、耦合共生的產業生態系統，《決定》明確指出，應發展產業互聯網平臺，破除跨地區經營行政壁壘。

　　第五，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務業多樣化發展機制。在我國龐大的生活服務市場中，服務需求具有明顯的多層次性，呈現消費分級的顯著特征。近年來，我國服務消費重心逐漸由需求曲線頭部的主流產品轉向尾部的利基產品，平臺經濟的發展則使大量小眾化、個性化的服務需求能夠更好地被識別和匹配，進一步釋放生活服務市場的發展空間。故此，《決定》指出，應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務業多樣化發展機制。這就要求從創新技術手段、支持數字化轉型、建設新型消費載體、打造良性服務生態、優化消費環境等方面入手，推動生活性服務業的跨領域融合和多業態聯動，創造更加豐富的消費場景，著力提升生活性服務業多樣化、品質化、便利化發展水平。

　　第六，完善中介服務機構法規制度體系。作為提供信息、技術和知識的現代服務業，中介服務業既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近年來，我國中介服務業發展迅速，日益成為最具活力和前景的服務行業之一，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維護良好市場秩序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決定》明確提出，需高度重視中介服務業發展的戰略性和緊迫性，通過完善中介服務機構法規制度體系，破除中介服務領域發展的體制機制約束和政策障礙。而針對少數中介服務機構誠信經營意識淡薄、執業行為缺乏規范的問題，《決定》進一步指出，應以提升中介服務質效和加強中介機構監管為抓手，促進中介服務機構誠實守信、依法履責，推動形成公開公平、競爭有序、服務高效的中介服務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