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信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經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

　　三農學既是一門揭示中國傳統三農社會變遷轉型歷史脈絡的學問，又是一門聚焦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三農實踐，將這些實踐蘊含的典型經驗進行梳理和提煉，加以系統性理論化的學問。前者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農耕文明歷史及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而后者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三農實際、三農實踐的結合。理論的本質來源是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踐的觀點、生活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的顯著特征。三農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實踐場域，既為世界貢獻了豐富的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也取得了諸多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這樣的實踐，具有充分的潛力孕育形成自主的知識體系和一流的理論創新。

　　實踐轉化為系統化的理論，需要經過人類的創造性智力勞動才能實現。從個別實踐經驗出發，形成一定的理論概括和理論洞見，只是研究的開始，而不是研究的全部。必須將這些理論概括和理論洞見進行理性的重組、重構，形成系統化的知識體系，才能夠實現對中國三農實踐這一整體對象的深刻把握。正如傳統中國三農社會具有整體性一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三農實踐，也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系統性。只有對實踐中蘊含的本質經驗加以系統化、理論化，才能揭示中國三農實踐的本質。

　　這樣的學術任務，恰恰是當前引進西方農經教研體系和學術范式所無法解決的。西方農經實際上已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門類。其深層的認識論，雖然被不斷推陳出新的實證工具方法所遮蓋，但本質上依然是從理論預設出發，而非從實踐出發。而這些理論預設，存在顯著的形式化趨勢，基本忽視了從非西方社會的實踐經驗中提煉原創理論的可能性。這些社會的實踐經驗，也只能是淪為用來“驗證”抽象理論預設的實證研究材料和數據。雖然，不少如此進行的實證研究從方法上看是扎實的，但是在這樣的范式下，中國三農經驗不過是西方農經抽象理論預設（而非理論“真理”）的注腳，喪失了任何從中形成重大理論創新的可能性。

　　除認識論的局限之外，西方農經在研究議題設置上，呈現高度碎片化。以美國農經為例，其研究主題，是一個個“點”，缺乏系統觀念。這當然也是其高等教育及科研體系的特點，有其特殊的國情來源，其本身也受到本國國內一些有識之士的批評。但是在不加區分地將美國農經的研究議題引進到中國之后，顯然阻礙了對中國三農實踐理論內涵的系統性理解。

　　倡導三農學，則是對引進西方農經學所帶來的上述局限性的一種揚棄。三農學一方面堅守的是從實踐出發去形成理論，另一方面則立足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堅持從人類社會本質的系統性、范疇之間的關聯性、社會運作邏輯的整體性出發，對中國三農實踐進行系統的理論化。

　　三農學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三農實踐豐富多元，應從生產方式、財產權利、市場、區域、國家與社會關系、人類與自然關系和中國與世界關系這七個核心范疇出發，進行體系整理和理論概括。

　　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任何社會存續和運行的基本前提。以特定的生產方式為基礎，人和人之間又結合成各類不同范疇的社會關系，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及其之間的關聯關系，則構成對社會基本形態、基本運行邏輯的概括。傳統社會現代化過程的本質內涵，是生產方式的現代化，以及生產方式所衍生、關聯的社會關系在生產方式現代化的帶動下不斷轉型變遷的過程。從生產方式出發，人與人之間圍繞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形成財產權利和財產關系。財產權利體系之上，不同主體擁有的產品和生產資料之間形成交易，使市場范疇成為可能。依照物質生產的不同內容，主體參與市場時的不同角色，又形成區域分工、區域差異。在現代社會，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市場、區域等重要范疇，均需要國家介入加以調節，以保障經濟循環順暢和社會穩定，由此形成了復雜多面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人類的生產生活，歸根結底依賴于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這就形成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各個國家均嵌入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之中，一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能不受到世界市場和圍繞世界市場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構的影響，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這七大范疇，每一項都刻畫了社會運行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則是分析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轉型過程的基本參照系。

　　在這七個主要范疇構成的參照系下，三農學的任務，一方面，是圍繞各范疇，總結提煉中國三農實踐的突出經驗，闡明其背后的理論內涵。這里說的理論內涵，指的是關于中國三農實踐經驗何以有效、何以可行的理論解釋，是緊密依賴中國實踐形成的理論概括。另一方面，是以各范疇來引導研究議題的設定，對各范疇下三農實踐所關涉的各類具體實證與機制分析問題，采用農經、經濟學等相關學科針對這些問題已經形成的研究范式加以分析。這兩方面的任務，互為支撐。前者為后者錨定方向，而后者為前者提供足夠多的輔助性方法工具。本文將重點闡述前者，而在未來進一步闡述三農學學理體系及其與已有學科兼容性時，再討論后者。

　　在三農學理論視野之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三農實踐，已經形成了系統性的經驗，具有清晰堅實的理論解釋。在生產方式方面，中國三農實踐的突出經驗是，面對超大規模農民人口與高密度的小農家庭長期存在的基本現實，形成了以小農戶為基本生產經營單位，新型經營主體、新型集體經濟與小農戶相協同的生產經營體系。在財產權利方面，形成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的制度安排。在市場范疇方面，重點探索了小農戶與大市場相聯接的可行路徑。在區域范疇方面，以“千萬工程”經驗為代表，探索了城鄉融合發展的可行方式。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一是形成了覆蓋廣大小農戶及其他經營主體的農業支持和保護體系，二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體系，三是形成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鄉村發展模式。在人類與自然關系方面，確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可持續發展方向。在中國與世界關系方面，堅持保護國內耕地資源、立足國內生產能力、建立儲備體系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同時積極穩妥利用國際農產品市場和國外農業資源。

　　這七個方面的三農實踐經驗背后，具有深刻、統一的理論邏輯。其一，實現以小農家庭為主體的傳統生產方式的現代轉型，既要探索小農戶融入社會化協作、參與社會化生產與高水平分工的可行方式，也要探索將現代物質條件（包括現代技術條件和現代市場條件兩方面）為農民和農村所吸納利用的可行途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鄉村形成以小農戶為主體、新型經營主體和新型集體經濟相協同的經營體系，還是建立“三權分置”的土地制度、促進小農戶與大市場的聯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其背后均體現的是這樣的理論邏輯。唯有此，才可能在尊重農民主體性和基本權益的前提下，實現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結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創造性轉化。

　　其二，推動鄉村發展、實現傳統鄉村社會的現代轉型，需要同時結合國家的系統介入、資源注入，以及鄉村社會自身的內生動力。僅有“國家的視角”，可能建立的發展途徑是與鄉村實際情況不符的；而僅靠鄉村自身，有可能無法克服發展的瓶頸，也不具有足夠的資源。重要的是國家與鄉村的緊密互動，而不是僅強調其中一極。中國三農實踐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形成的主要經驗，即體現了這樣的理論邏輯。

　　其三，綠色可持續是社會經濟系統穩健有活力的究極保障。再復雜的社會系統、再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如果破壞了其賴以存續的自然環境和自然生態，也只有趨于崩潰這一種可能。一個具有發展潛力的鄉村，必然是在生態環境上可持續的鄉村。中國三農實踐中所形成的“兩山”理念，要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統一、相促進，正是這一理論邏輯的集中體現。

　　其四，糧食及其他重要農產品供給的能力及其穩定性，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路徑得以穩定推進的基本前提。農產品供給保障的能力不足，工業及城市部門的發展就受到限制。在依賴進口保供的情況下，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的大幅波動，會將風險沿著供應鏈和生產網絡傳遞到國內實體經濟的各個部門，也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國家人口規模越大，這樣的風險越大。中國三農實踐在處理與世界市場關系時，正是堅持了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從而有效避免了眾多發展中國家遭遇的食物危機。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三農實踐的系統經驗及其理論內涵，既是開展三農學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智慧的基本出發點。倡導三農學，圍繞三農學建設中國三農學派，必將在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國三農實踐成就的基礎上，形成具有世界意義、回應人類共同發展關切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