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泓（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教授）；高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研究員，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副教授）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制度型開放穩步推進，外貿新機制新模式快速發展，成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力量。其中，跨境電商通過助力各國消費者、生產者“買全球、賣全球”，已成為全球貿易的一股“新勢力”。新制度新模式是我國外貿發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趨勢。因此，要更大力度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尤其需要加快制度型開放步伐，加快發展跨境電商、海外倉、市場采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等新業態新模式。

　　貿易投資合作的新機制、新模式發展態勢

　　外貿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對外貿發展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第一，各方面經營主體不斷涌現，跨境電商行業競爭日益激烈。根據商務部統計，目前，我國跨境電商企業數量已超12萬家，跨境電商企業累計在海外注冊商標超3萬個。過去5年，我國跨境電商貿易規模增長超過10倍。跨境電商行業的競爭日益激烈，平臺、品牌和賣家需要關注產品創新、合規經營等方面來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代表性跨境企業的崛起，如TikTokShop、SHEIN、Temu和AliExpress等，通過品牌收購、全球合作等手段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市場。

　　第二，平臺載體布局不斷優化，創新示范作用更加突出。截至2023年底，國家批復的跨境綜試區城市合計七批，共165個城市（區域）；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范區已達43個；海外倉數量超過2000個，總面積超1600萬平方米，分布在俄羅斯、日本、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業務范圍輻射全球；39個市場采購貿易試點分布在全國21個省份、38個城市，21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承載了離岸貿易發展，全國31個省區市的156個綜合保稅區和臨港新片區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加快推動保稅維修發展。

　　第三，外貿新業態持續創新，業務范圍向專業細分領域發展。隨著行業發展不斷成熟，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各方面持續創新，不斷涌現新理念、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業務專業化、精細化、多樣化水平不斷提升。根據相關研究，我國電商零售滲透率已高達47%，在全球主要國家中占據優勢地位。業態更趨豐富，倉、運、配物流全產業鏈覆蓋領域持續擴大。海外倉企業更加側重“庫內精細化管理”，市場采購貿易體制機制創新不斷向專業市場小商品出口領域延伸。保稅維修業務范圍進一步擴展，包含航空器內燃引擎、飛機用起落架、無人機等高技術儀器維修。離岸貿易深度對接國際高標準貿易規則要求，新型離岸國際貿易客戶分類更加精準，貿易產業鏈上下游渠道不斷拓展。

　　在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的要求下，我國貿易投資合作新機制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第一，服務業國際化水平有待提高，制度型開放程度仍需擴大。我國服務貿易僅占進出口總額的12%，遠低于全球服務貿易占比（30%）；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總量的比重僅為17%至18%，遠低于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占GDP比重（40%至50%）。與發達國家相比，知識產權、信息技術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相關法律對跨境服務貿易的關注不足，規定更偏原則性和框架性。在線上跨境提供服務、數據跨境流動、自然人流動，以及環境、社會、治理（簡稱“ESG”）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關鍵議題上的規制能力，均不同程度存在制約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現象。此外，市場準入模式存在差異，如負面清單管理尚未到位。

　　第二，營商環境仍需持續優化。近年來，我國營商環境有了明顯改善，但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小企業融資、規范化執法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如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尚存在以下問題：知識產權整體質量效益還不夠高，高質量高價值知識產權偏少；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協調有待加強；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呈現新型化、復雜化、高技術化等特點；經營主體應對海外知識產權糾紛能力明顯不足，我國企業在海外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等。

　　加快發展貿易投資合作新機制、新模式的政策建議

　　首先，優化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制度政策體系，持續深化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國際交流合作。

　　一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金融配套服務轉型升級。持續深化金融外匯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準對接跨境貿易投融資有效需求，增加開放政策供給。持續推進高新技術和專精特新企業跨境融資便利化試點增量擴面。

　　二是加快構建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國別合作朋友圈。充分利用共建“一帶一路”機遇，加強與周邊國家經貿合作，大力發展絲路電商。引導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經營主體積極拓展南亞、中東、拉美等新興國際市場，支持企業用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拓展市場。加強與國外新業態新模式企業交流合作，探索建立國際跨境電商聯合交易所、海外倉聯盟協會等合作平臺，積極推動成員間貿易對接和標準互認。

　　三是利用好戰略機遇，加強中歐新一輪經貿合作，籌辦中歐戰略、經貿、綠色、數字高層新一輪對話，打造穩定互信的產業鏈供應鏈伙伴關系。聚焦綠色低碳、氣候變化、數字伙伴關系、海洋多樣性等領域，深化中歐經貿合作。充分發揮中國在包括新能源、低碳技術在內一些綠色產品上具備全球重要競爭優勢，全面拓展新能源汽車及其供應鏈企業與歐洲企業的國際合作。

　　四是增強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經營主體抗風險能力。建立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重要領域風險預警研判機制，組織專業力量定期開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風險評估，并通過相應形式發布。加快出臺關于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法律法規和具體規劃文件，明確規定相關統計制度、標準認證體系和稅收安排，提升對外貿企業的法律支持范圍和力度。適當提高對企業的貿易摩擦案件投入補助，增強外貿企業在突發事件和系統性風險發生后的抵御能力。

　　其次，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穩步推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領域制度型開放。

　　一是積極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加快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標準指引，著力推動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方面制度規則統一。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出臺公平競爭審查行政法規，完善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監管規則。專項治理地方保護、市場分割、招商引資不當競爭等突出問題，加強對招投標市場的規范和管理。加快“數字政府”“法治政府”“誠信政府”建設，建立“互聯網＋”政務服務新模式，推行容缺后補、承諾制、全程代辦等服務方式。

　　二是打造制度型開放平臺，探索建立適應和引領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國際規則。依托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重點平臺，在部分重點領域先行先試，從制度、規則等方面打通跨境電商、離岸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深度融入國際市場的各種壁壘。加強頂層設計，高標準對接國際自貿協定。建議在深入研究包括CPTPP、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在內的自貿體系規則基礎上，要以自貿區先行先試為突破口并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情況制定與其接軌的方案和制度設計，加快推進加入這些組織的進程。打造中國外貿新業態新模式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識別、選拔、培育一批適應國際高水平外貿規則的國內企業，通過專業對接平臺積極向外推廣。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落實準入后國民待遇，特別是加大現代服務業領域開放力度，降低服務貿易壁壘。

　　最后，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高質量發展。

　　一是采用前沿技術升級完善新貿易基礎設施。加快建設智能港口和智能海關，借助先進的信息技術和自動化裝備，提高貨物吞吐效率。加快5G通信技術部署，提高數據傳輸的速率和穩定性，為跨境電商和數字服務貿易提供強有力的通信支持。另外，利用大數據分析優化供應鏈管理，實現貨物流動的實時監控和物流路徑的優化。運用區塊鏈技術為跨境貿易提供安全的數據存儲和驗證平臺，避免貿易詐騙和侵權行為。

　　二是提高新質生產力賦能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水平。持續提升跨境電商國際競爭力，支持平臺企業運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發展智能電商、智慧物流、數字結算、大數據融資等業態，推動傳統外貿企業發展大數據營銷、柔性制造、產業互聯網、大模型賦能生產等，加強數字化智能化口岸通關、物流倉儲等外貿基礎設施建設，引導企業運用區塊鏈電子提單、電子信用證、電子合同、電子發票、數字企業身份認證等貿易數字化技術，提升貿易全鏈條全環節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三是推動技術標準統一及構建數據同步機制。加快推動技術標準統一以打破貿易壁壘，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兼容性與互操作性，從而促進貿易流通和市場整合。建議通過相關國際標準化組織，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電工委員會，使各國可以共同參與到標準的制定與修訂過程中。建立并完善數據同步機制，確保信息的一致性和實時性，確保供應鏈的高效運作及跨境交易的準確性。建立一套標準化的數據交換格式和接口，使得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企業之間的信息系統能夠順暢地交換數據。加快建立并完善數據同步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框架，以保障數據交換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