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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林山(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與當代媒介研究中心(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論述,是我國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前提下,增強文化自信與實現文化強國的重要戰略部署。因此,如何在當前互聯網媒介環境下切實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是我們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內容。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前置思考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作為中國式現代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要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基礎上,以系統性思維觀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這一重大舉措實踐進行前置思考。
一是深刻領悟和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相關重要論述?;谛侣剛鞑W理論視角,相關論述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傳播內容、傳播媒介與傳播能力、傳播目的與效果。
在傳播內容方面,主要分為“內容價值立場”與“主要傳播內容類別”。前者包括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是在“兩個結合”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直接體現;后者則是系統指明了傳播內容建設的四個類別,即符號能指與所指層面的“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話語體系層面的“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文字表達層面的“講好中國故事”,聲音傳達層面的“傳播好中國聲音”,以及綜合感知層面的“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在傳播媒介和傳播能力方面,則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采取措施使內容的傳播突破技術限制和各種障礙,順利傳達至目標受眾,而其中的國際傳播效能建設,要根據傳播目的和效果,分為短期效能和長期效能。在傳播目的和效果方面,基于國際傳播效能的短期與長期建設,在中短期階段內,要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在中長期階段,則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文化傳播交流實踐層面的直接體現。
二是全面認識互聯網的傳播偏向性,明確其對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產生的外部客觀影響。學者趙永華指出,作為“物質域/意識域復合體”的互聯網媒介,其傳播的時空偏向性是一種“空間極限下的時間偏向”,所產生的客觀外部影響主要有兩點:其一是空間層面推動國際傳播格局和世界信息秩序的“多極化”,即為推動國際傳播格局和信息秩序從曾經的“兩極”“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發展,提供了物質技術層面的支持和可能。其二是時間層面對文明間的交流互動所帶來的影響?;ヂ摼W不僅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而廣泛的文明交流與融合,同時也強化了不同區域文明自身的建構與傳承能力,使得各區域文明的核心價值得以鞏固。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總體布局
我們要結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互聯網的傳播偏向性,對“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相關實踐工作進行系統性布局。
其一,在對“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所采用的宏觀歷史定位與規律性認知層面,要認識到在互聯網傳播偏向性的客觀影響下,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將會經歷一場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的漫長歷史演進過程。
其二,在對“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所秉持的內在關系價值理念與立場層面,要明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引領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以和平對話交流為底色的“多極化”國際傳播體系、新世界信息秩序的形成、構建平等多元國際話語權體系等一系列社會信息生產關系實踐,提供內在價值引領。
其三,在對“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所規劃的實踐總體方向和領域層面,要明確其與互聯網媒介的內在相互作用關系。一方面,互聯網的“物質域”包含作為其相關社會信息生產力的各種傳播媒介技術和物質性媒介,是實現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物質技術保證,對“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和“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起到了物質性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互聯網的“意識域”包含其所承載的傳播內容、信息生產傳播關系,以及由這一傳播關系所延伸出的各領域中的具體傳播實踐關系和制度。對應于“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而言,“傳播內容”包括前文所述之符號能指與所指層面、話語體系層面、文字表達層面、聲音傳達層面以及綜合感知層面所涉及的各項內容與相關實踐?!皞鞑リP系”包括在“國際傳播能力”和“國際傳播效能”作用下形塑的國際傳播關系和世界信息秩序,以及由此所延伸出的國際話語權體系。由此可知,“意識域”所包含的傳播內容和傳播關系及其相關實踐,不僅是受到互聯網“物質域”的影響而生成,而且也會以能動的方式促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發展和國際傳播效能的提升,進而實現“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實踐路徑
為實現在互聯網媒介環境下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要基于前置思考和總體布局,從以下四個維度出發,構建實踐路徑。
其一,在政治思想理論引領維度,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順應國際關系發展趨勢、互聯網發展的客觀規律與傳播偏向性,以“政產學研用”的協同合作模式,不斷深化相關政治思想理論、學術研究成果與國際傳播話語體系創新,為之提供科學戰略指引與政策支持。
其二,在文化生產傳播實踐維度,應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場,遵循互聯網技術發展規律,扎實推進各級主流媒體深度融合,有效引導和規范各類自媒體的傳播實踐活動。積極構建以主流媒體為引領的多元傳播實踐主體,加強和創新互聯網內容建設,既要在傳播價值和內容層面講“好故事”,也要在傳播方式和技巧層面“講好”故事。
其三,在文化產業市場發展維度,應明確和深化文化產業對促進我國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在新的起點上,推動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旅游等文化事業積極融入當前我國“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其四,在技術創新研發應用維度,應充分利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賦能技術,深入推進全媒體國際傳播體系與能力建設。以VR/AR等新媒介技術為多元傳播實踐主體賦能,努力實現在全新媒介環境建構與媒介敘事創新等方面的“彎道超車”,進而推動國際傳播媒介技術與國際傳播效能高質量發展,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提供技術支持與能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