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乘旦（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現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紀，有人說在六七十年代，也有人說在50年代就起步了，不過基本上是從西方起步的。當時，現代化研究的中心在美國，美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學術趨勢，即對人類社會的現代轉型進行研究，如何從“傳統”轉變到“現代”。這個趨勢后來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歐洲、日本，“現代化研究”由此成為國際性學術領域。

　　現代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作為一個領域，現代化研究為什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出現？這里有一個時代背景，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奪取了世界霸權，需要有一種理論去支撐它在全世界的活動，使其獲得合法性依據，換句話說，需要有一種意識形態幫助它去控制世界。但僅靠“自由”“民主”這一類口號好像是老生常談，特別是對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形成的新生國家而言，這些口號沒有吸引力，它們更關心的是獨立后國家的發展，特別是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多數新生國家曾經是西方強國的殖民地，對以前的殖民宗主國心存疑慮。因此，如何去理解、認識新生國家以及如何去引導這些國家今后的發展，對西方國家尤其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就出現了一個新學科領域，那就是“現代化研究”。必須說明的是，這個領域一出現就得到美國政府在財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這大大地推動了現代化研究。現在有些人有一種錯覺，以為美國的學術行為是民間自發的，政府不參與。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美國（歐洲國家也一樣）表面上看起來是純民間的行為背后都有國家的參與和推動，如果深究其民間組織和非政府基金會，會發現其中多有政府的支持，包括大量經費投入和人員配備甚至直接指導。對美國來說，現代化研究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如何認識“二戰”結束后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如何認識新獨立的國家。美國希望主導戰后世界秩序，指導新獨立國家今后怎么辦——這就是美國推動現代化研究的基本歷史背景。

　　現代化研究的出現，和當時社會主義蘇聯的強大也有直接關系。因為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需要有一種意識形態能夠和蘇聯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抗，以遏制蘇聯的影響力。如果我們把當時蘇聯對抗資本主義、弘揚社會主義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那么就能清楚地意識到，為什么現代化研究突然在西方興起，因為它是一種意識形態，是對抗社會主義、對抗蘇聯國際影響力的一個工具。

　　現代化在美國出現時針對性非常強，時代感也非常強，主要是針對“二戰”結束后大量出現的新興國家的，目的是向它們說明：如果想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向美國學習、向西方學習，以美國和西方為榜樣構建國家。這顯然是在和蘇聯爭奪“二戰”以后的新世界，為蘇聯的共產主義設置另一個意識形態標桿——也就是美國意識形態。

　　修正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和現代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相互作用

　　現代化理論經歷過若干階段，最早出現的現代化理論后來被稱為經典現代化理論或古典現代化理論。經典現代化理論最大的特點是把傳統和現代進行對立和“二分”，即把某種情況說成是傳統的，另一種情況說成是現代的；現代化的任務就是把傳統的東西全都拋棄掉，然后把現代的東西逐一樹立起來。在最早從事現代化研究的學者們的觀念里，傳統和現代不可兼容，只要是傳統的就肯定不是現代的，要完成現代化就必須拋棄傳統、轉向現代。

　　后來人們發現情況不完全是那樣，特別是當人們把現代化研究從泛泛而談的理論轉向微觀的現實時，也就是從“普適”角度轉移到對一個一個具體國家的研究上時，就發現傳統和現代不是清清楚楚地可以“二分”的，有些學者對巴西、印度和日本的情況作了微觀和細致的研究，結果發現傳統和現代其實經常是不對立的。

　　印度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個國家長期被英國殖民統治，直到1948年才獲得獨立，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印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和過去的傳統，包括殖民時期的傳統并沒有完全分開。雖然現代印度完全不是古代印度，也不是殖民時期的印度，但傳統并沒有消失，相反仍在起作用。研究現代化的學者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西方人認為“民主”就是多黨競選，以這個標準判斷印度它好像是個“民主”國家；但競選的關鍵是拉選票，誰拉的選票多誰就獲勝。恰恰在這個關鍵點上學者們發現，“傳統”在印度被保留下來了：印度的競選是依靠種姓拉選票的，政黨利用種姓的力量動員選民，拉到一個種姓，就意味著拉到了一批選民，因為同一個種姓都會投同樣的票。這與西方的選舉不一樣：西方競選要依靠“綱領”，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訴求，政客需要計算哪些綱領能吸引多少選民，因此選舉是與利益集團掛鉤的，這就是西方“民主”的“現代性”。但印度選舉建立在種姓的基礎上，而種姓恰恰是印度文化中最“落后”的傳統，是最不被“現代”所認可的，卻被保留下來了。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傳統不僅可以不與“現代”對立，而且還可以為“現代”服務。

　　發現這個現象后，現代化理論就開始發生變化，出現了一種修正的理論，即所謂的“修正現代化理論”。修正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和現代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相互作用，所以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非常重要——處理得好，傳統能助力現代化；處理得不好，則阻礙現代化。最早的現代化研究都是針對后發展國家的，現在人們則發現：先發展國家，也就是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過“現代化”；并且在西方那些“現代”國家中，傳統的影子也隨處可見。比如，在英國這個“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傳統”和“現代”就隨處交織。至此，把“現代化”（即西方的榜樣）作為規訓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向的“誘餌”便開始不起作用了，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自我發展的道路；而“現代化研究”也不再是西方國際政治斗爭的有用工具，非西方國家也開始運用這個工具檢視本國的發展，以及與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之間的異同優劣，取他國之長、避他國之短，以該項研究服務于本國發展。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起步的，迄今已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現代化研究的目標和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現代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區別？應當說，區別很大。西方的現代化研究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是為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國際戰略服務的，因此它的研究是針對別人的。西方學者不承認西方有過現代化過程，尤其是美國完全不承認自己經歷過現代化，相反堅稱：美國從一開始就是“現代”國家，它沒有古代，也沒有中世紀，只有現代。美國人的研究緊緊盯著非西方國家和不發達地區，目的是把美國的榜樣推銷給它們，讓“美國化”變成那些國家的現代化。美國學者寫的書，都在指點別國的現代化，告訴“落后國家”應該怎么做，卻不討論美國自己的“現代化”以及美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和過失。后來，當美國也有現代化過程成為人所周知的事實時，現代化研究熱潮居然在美國開始消退，美國現代化轉而變成了一個比較政治學問題。隨著作為綜合研究的現代化學術領域被分解成單項政治學課題，現代化這個全方位轉型的過程也就被悄悄地弱化了。

　　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紀30年代。但當時的中國正處在救國圖存的激蕩之中，關于“現代化”的討論顯然不是當務之急，因此現代化的學術研究就被延宕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明確提出要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但是在當時一些不良思潮的影響下，現代化研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不可跟隨。因此在學術層面上，現代化研究就停滯了。

　　中國現代化研究的高潮出現在改革開放以后。那時，中國現代化建設如火如荼，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同時，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急需在理論層面上加以理解和闡釋。中國現代化應該走哪一條路、向哪個方向發展？這個問題擺在學者們面前。作為“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如何學習其成功、規避其失誤，這些都需要現代化理論研究加以探討。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現代化研究在中國步入高峰，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學者紛紛加入現代化研究的行列，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優秀之作。至今，中國現代化研究仍在繼續，并且深入。有人說，現代化研究在國外已呈頹勢，中國也無需進行了。但學術是為現實服務的，只要中國現代化實踐仍在持續中，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就是必要的，就應該繼續深入。

　　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現代化研究很不相同，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西方的現代化研究是針對別人的，是高高在上、訓導別人的，是把西方價值觀灌輸給別人；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則是為了解決中國自己的發展問題，為中國的現代化“敲門問路”。所以這兩者目標是完全不同的，性質也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們仍然需要研究現代化，因為我們仍然處在完成現代化目標的過程中，那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的現代化研究具有強烈的目標指向，就是為中國現代化服務。我們不去指手畫腳告訴別人怎么做，只專注于做好自己的事，這是中國現代化研究和西方現代化研究的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