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

　　歷史政治學是基于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種學科性方法論。這是因為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幾千年未曾中斷的大型政治文明體。德國曾有發達的歷史學派，英國至今有政史不分家的傳統，中國社會科學更應該擁有歷史傳統。幾千年的政治史所塑造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為的影響之深之遠，無論如何估量都不為過；由此所蘊含的政治理論資源，無疑更是有待發掘的富礦。因此，歷史主義方法論在中國學術史上并不鮮見。

　　然而，不同于含糊性因果律的歷史主義，歷史政治學是一種社會科學方法，追問的是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與時間性因果機制，并以此發現理論。歷史本體論、歷史連續性和時間空間化，是理解歷史政治學的幾個關鍵詞。歷史本體論重視歷史的本質屬性，社會史屬性的歷史和政治史屬性的歷史具有與生俱來的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歷史連續性是說任何屬性的歷史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都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傳承性。所謂時間空間化，意味著空間化形式的當下政治都是歷時性制度變遷的產物。這些關鍵詞是解釋性概念，不但可以用來分析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自我“中華化”，也能說明“中華文明基因共同體”的形成和延續，也可以用于比較歷史分析去闡釋不同的現代化模式。

　　歷史政治學與政治史研究不同，后者主要聚焦于“事件史”，即把歷史上的政治事件說清楚，屬于歷史學范疇；前者旨在回答當下重大的現實問題并發現理論，屬于政治學范疇。歷史政治學也不同于西方流行的歷史社會學，后者是從社會史出發回答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民族國家兩大主題，而前者則是從政治史出發尋找大一統國家延綿不斷的內在機理。

　　和其他政治學方法論一樣，歷史政治學首先具有論述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了歷史政治學，對民主集中制、協商民主、群眾路線、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諸多重大現實政治問題的理解和看法就完全不一樣了。比如，在歷史政治學這里，民主集中制事實上傳承的是幾千年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大一統，而西方政治學推崇代議制民主。又比如，在歷史政治學這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天下觀的一種自然延續，而西方政治學更愿意相信基于實力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見，本土方法與外來方法對于中國政治的認識有著天壤之別。

　　和其他政治學方法論一樣，歷史政治學是一種生產知識的方法論。簡單地說，歷史本體論決定了制度變遷方式，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產生了性質迥異的歷史政治理論，因此所有政治理論都是歷史的。具體而言，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是“多統”的社會史，它決定了“多統”之間為生存而爭奪資源的對抗性制度變遷方式，這種制度變遷方式所產生的政治理論必然是對抗性的，而且是以個人權利為宗旨的，比如以權力制衡為基礎的代議制政府理論。相反，基于國家統一的中國政治史發端很早，大一統國家的制度變遷重視的是由“致治”而達成的民心，即便是在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時代，主要王朝追求的還是通過“致治”而實現大一統。這種制度變遷方式所產生的政治理論必然是以民本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可見，歷史政治學是一種知識生產流程，以此生產以概念為基礎的知識體系。

　　和其他政治學方法論不一樣的是，歷史政治學還是一種知識社會學，具有理論辨識功能。幾乎所有的政治理論，從社會中心主義這樣的理論體系到以自由民主為代表的基礎概念，再到理性選擇主義這樣的方法論，都是歷史政治理論，但在傳播過程中非歷史化而成為普遍主義。有了歷史政治學，很多流行的政治學概念和理論就可以得到檢驗而達成新的理解。比如，被奉為“歷史終結論”的代議制民主，不過是社會史演繹的對抗性制度變遷的一種制度安排；反過來，過去以“多統”之爭、今天以黨爭民主為主要形式的代議制民主，到頭來又可能加劇社會史的“多統”之爭，引發身份政治與認同政治問題。這就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因實行代議制民主而出現無效治理的原因，美國也因此出現了政治極化的歷史政治學。還比如，西方人為什么喜歡“修昔底德陷阱”的零和游戲？這同樣是由歷史起源上的社會史屬性所演繹的“多統”之間的你死我活的對抗性資源分配方式所決定的，由此造就的政治觀或文明觀就必然建立在對立和沖突之上。歷史政治學有助于我們理解諸多時代問題的政治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