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婧（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邏輯：“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我們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三個更好相適應”的目標，為中國式現代化保駕護航。這“三個更好相適應”之間存在一定的邏輯關系：前兩個“相適應”是第三個“相適應”的哲學內涵；第三個“相適應”是前兩個“相適應”的政治外顯，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新與發展。關注“第三個相適應”的意義與路徑至關重要。實現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重點在于變革國家治理的制度供給、能力水平和理念方法，使之與社會發展的客觀形勢更好相適應、相匹配，激發出最大的治理效能。

　　國家治理的制度供給與社會發展的改革需要相適應。供給與需求的動態平衡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供需理論不僅適用于經濟發展領域，而且全方位適用于深化改革的各個領域。加強制度供給以適應改革需要，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任務。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制度”一詞出現187次，“體制”81次，“機制”242次，“體系” 151次。黨中央緊緊圍繞社會發展的改革需要來強化優化國家治理的制度供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主要從體制、機制、體系三方面著力，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靶向施策，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精準度。“體制機制”經常連用，然而二者存在側重點的區別，體制更側重制度的權責設置，機制更側重制度的運行機理。體制規則確立了靜態的制度框架，機制變革提高其動態的運行效率。體系是體制和機制的總和，系統性容納了改革的制度設計以及運行規則。

　　國家治理的能力水平與社會發展的張力挑戰相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二者緊密聯系但相互區別，并不是國家治理體系越完善，國家治理能力自然就越強，二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有了好的制度體系，還需要強有力的執行能力。具體體現在：保證不變樣、不走樣、不打折扣執行制度的同時，還具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創造力，特別是具備圍繞社會發展的張力挑戰與時俱進提升治理能力的自覺性。國家治理是包括經濟治理在內的治國理政全過程，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經濟領域的發展要求，也是全領域系統性改革的發展方向。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體制的變革，而且涉及社會、思想變革，會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思維方式。提高經濟社會全方位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是以變革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為基礎的，這是強調改革系統性的重要意義所在，也是考驗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所在。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國家治理現代化，民生為重，滿足人民需要是永無止境的遠征。

　　國家治理的思想方法與社會發展的動態特征相適應。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總開關。只有使國家治理的思想方法符合社會發展的動態特征，才能確保我們用對力氣、事半功倍，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要更加注重系統集成，適應國際變局和國內大局。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更為復雜，在既有的改革成果上零敲碎打、修修補補已經無濟于事，必須全面系統推進改革，注重各領域改革的聯動和集成效應。要更加注重突出重點，適應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和管理機制、健全網絡生態治理長效機制等改革舉措，正是推進國家治理思想方法與社會發展動態特征更好相適應的典型措施。要更加注重改革實效，適應人民群眾更新更高期待。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表決器”交到群眾手中，讓人民群眾成為改革事業的最終評判者，把有沒有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作為檢驗改革成效的“金標準”。把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作為根本目的，改革就能贏得人民衷心擁護和支持，獲得源源不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