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一劃時代的綱領性文件，是舉旗定向的宣言書，也是攻堅克難的路線圖。

　　研讀《決定》，感受到了滿滿的“擼起袖子加油干”的緊迫感。黨的二十大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了戰略部署。要把這些戰略部署落到實處，把中國式現代化藍圖變為現實，根本在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掃除各種障礙，源源不斷為中國式現代化激發活力、增添動力。《決定》旨在把黨的二十大提出的戰略部署轉化為具體的落實措施，為此總共提出了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于是我們看到，“推進”成為《決定》中的高頻詞，在兩萬多字的文本中出現100多次。例如，“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范”“推進公共文化設施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發展，離不開一個個具體領域深化改革的推進。

　　具體到新聞傳播領域，《決定》提到的最重要的“推進”有三項。其一是第38條：“構建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工作機制和評價體系，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其二是第40條：“整合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職能，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其三是第41條：“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這三個“推進”相互關聯、互為因果，是我國媒體和新聞傳播改革發展面臨的十分緊迫的現實問題。

　　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

　　聚焦到媒體領域，“構建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工作機制和評價體系，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也就意味著主流媒體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從單一走向整體，從局部改革走向系統集成式改革，追求的是“系統性變革”。

　　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的基礎是進一步深化媒體融合。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重要指示。十余年來，中國媒體融合在體制機制、內容生產分發、技術應用、人才隊伍建設上進行了很多探索，取得了重大進展。當前，媒體融合已進入深水區，依靠過去單項突破或局部突進的方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新要求，“統籌”“聯動”“集成”是媒體進一步深度融合的關鍵。

　　其中，制度機制建設是推進主流媒體產生系統性變革的重要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對主流媒體而言，在深度融合過程中都面臨著體制機制與發展狀況不協調、不平衡的問題，由此導致了隊伍不穩、人才流失，造成了主流媒體有名無實的尷尬局面。對此，近年來各地在媒體融合改革的過程中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總結而言，一是加強信息和服務的供給側改革，通過理念、內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創新，提高新聞宣傳和媒體服務質量和水平，以此增強對民眾的吸引力、感染力。二是通過綜合調配數據資源，鏈接大眾參與到傳播活動中，對社會資源進行組織和分配，從而引領價值導向。三是通過組織結構、人事財務管理改革，加強人才建設，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舉措推進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但是，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工作的機制和評價體系尚未建立起來，這是下一步媒體領域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

　　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

　　從全球范圍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在新聞采編、內容審核、媒介發布等諸多場景中開始應用，互聯網時代正在向智媒時代過渡。這給新聞宣傳的實操和網絡輿論的管控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戰。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為此，《決定》明確提出了“整合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職能，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的改革措施。

　　推進“一體化管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系統觀在新聞輿論工作和網信工作中的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用“同心圓”來喻指建設網絡強國的發展方向：“網上網下要形成同心圓”“形成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的同心圓”……其中蘊含著對智媒時代的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的思路。“一體化管理”就是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傳統媒體的新聞宣傳要向網絡靠近，網絡輿論也要實施科學化管控和引導。在這一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兩個互聯互通共進的角色及其辯證關系。

　　一是主流媒體新聞宣傳的主導角色。在我國，主流媒體承擔著“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這就需要主流媒體重視新聞宣傳主導角色的樹立和堅守。要通過高質量新聞報道增強影響力、公信力，做好主題宣傳報道。要重視關注和引導網上熱點，及時澄清事實真相、真誠回應公眾關切。要發揮“新聞+”“媒體+”的功能，拓展內容和服務建設的空間和領域，以扎實貼近的服務助力解決民生困難，提升民眾的高品質生活，以豐富多元的精神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網絡輿論匯聚社情民意的協助角色。眾聲喧嘩是網絡社會的常態，也是一個社會生機勃勃的表征。唱響主旋律的“唱”，指的是合唱而不應該是齊唱。合唱就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部，有時還要容忍些許雜音的存在，當然跑調和怪聲是不能允許的。對網絡輿論的科學管理就是要杜絕怪聲，減少雜音，讓各聲部在主流媒體的帶領下各顯其能、盡情發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建設性意見要及時吸納，對困難要及時幫助，對不了解情況的要及時宣介，對模糊認識要及時廓清，對怨氣怨言要及時化解，對錯誤看法要及時引導和糾正”，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

　　在“一體化管理”中要特別關注智媒時代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態勢，重視人工智能因素為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管理帶來的新變量。既要發揮新技術帶來的優勢，創新主流意識形態內容表達機制，守好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同時也要注意進行動態優化韌性治理，既需要提升新聞工作者的數智素養，完善新聞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倫理、規范，又需要打造風險應對技術體系，管控好潛在風險。

　　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

　　《決定》明確提出，“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但我們在國際輿論場上的聲音還很弱小，存在有理說不清情況。因此，推進國際傳播格局的重構就是我國國際傳播體系深化改革的方向。

　　要堅持國際傳播的全局觀。與主流媒體的系統性改革、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的一體化管理一脈相承，國際傳播格局的重構工作也是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再造，并與主流媒體的系統性變革、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相互依存。國際傳播的主體十分多元，其中包含政府、媒體、智庫、企業、民眾，中央和地方等多個方面。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國際傳播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在多主體立體式國際傳播中，媒體是多主體發揮作用的平臺、橋梁和加速器，是復合型傳播的主導者；智庫體現的是一種政學復合體的關系，能夠更加快速有針對性地滿足政策推廣需求；企業作為國際傳播的另一主體，具有獨有的平臺、品牌和個體效應；民眾是國際傳播泛在的主體，每一個個體都是國家形象的代言人。這些多主體在主流媒體、社交媒體、智能媒體的加持之下，都能推動國際傳播格局的重構。

　　要把握議程設置的主動權和故事講述的生動性。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來自外部的遏制不斷升級，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時期。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是有效應對這些風險挑戰，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一環。面對國際傳播中的遏制和打壓，我們更要主動設置議題，發出自己的聲音。既要以我為主，宏觀和微觀結合，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又要在把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根據國別和文化差異，做好精準傳播，用好微短劇、短視頻等多模態手段，生動、鮮活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要重視人工智能帶來的國際傳播邏輯和實踐變化。人工智能技術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國際傳播底層邏輯的變化，如傳播時空的即時性一體化，傳播主體人機并存的復雜性，數字意識形態滲透的隱秘性，傳播平臺和手段的多元化等，都是影響國際傳播格局重構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引發了一系列國際傳播實踐中的新變化和新問題，尤其要關注虛假信息和深度偽造現象。智媒時代，在國際傳播中以對特定受眾造成沖擊力為目的的虛假信息生產和傳播更為簡便快速。這就需要我們在國際傳播中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還要做好“信息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在做好認知傳播的同時，還要做好認同傳播。把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量轉換為國際傳播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