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明、賈笑冰（牛河梁遺址田野考古項目執行領隊、領隊）

　　核心閱讀

　　一系列考古發現奠定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認為，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從“文明曙光”到“紅山古國”，考古發現不斷推進對牛河梁遺址乃至紅山文化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

　　2020年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時空范圍。西遼河流域的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是聚焦關鍵時間節點和重大事件的29處核心遺址之一。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認為，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距今5800年至3800年前后的古國時代可細分為三個階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為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大型臺基建筑群的新發現和已經開始出現的社會等級分化，進一步細化了人們對古國時代演進特色的認識。

　　從“文明曙光”到“紅山古國”，考古發現不斷推進對牛河梁遺址乃至紅山文化的認識。

　　考古顯示，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是經過統一規劃設計并在較短時期內集中興建的臺基建筑群，凸顯了紅山社會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

　　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已知規模最大、由多個遺址點構成的遺址群，其考古工作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以“壇廟冢”為代表的遺跡、精美玉器表現出的“玉禮制”等一系列考古發現，奠定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考古學家蘇秉琦撰文評價稱，紅山文化“象征中華文明曙光應當是恰如其分的”。

　　牛河梁遺址第二階段考古工作開始于2017年，工作區域為“女神廟”所在的第一地點。這是遺址結構、功能較為特殊的區域，也是認識牛河梁遺址的重要切入點。新的考古發現將第一地點重新劃分為9座營建順序略有先后、功能密切相關、由臺基構成的大型建筑群。出土各類泥塑的“女神廟”坐落在規模宏大的臺基之上，目前該臺基的殘存高度達4.6米以上。考古顯示，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是經過統一規劃設計并在較短時期內集中興建的臺基建筑群，凸顯了紅山社會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

　　第一地點西南建筑群由北高南低的3座臺基建筑構成。9號臺基以夯土為主，5號、6號臺基采用土石混筑，臺基外側的導排水設施在保證地勢較高的5號、6號臺基排水的同時，保護了9號臺基及其上的“女神廟”。3座臺基址構成的有機整體，是在對環境充分認識的基礎上，統一規劃設計、功能密切相關的建筑群。

　　缺乏與生活居住相關的聚落遺址信息，是紅山文化考古工作中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第一地點的考古發現提示我們，在尚未發現與基本的物質資料生產相關的證據時，公共設施的營建可以為認識紅山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提供新視角。第一地點的9座臺基建筑皆土石混筑，盡管最大限度利用了區域的自然地勢，但運輸各類材料、墊平相對低洼區域、構筑平臺，依然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意味著，紅山文化已經出現足以支撐大型社會公共設施營建與維護的豐富物資儲備。從中，可以窺見紅山社會物質生產的繁榮。

　　紅山文化從中期開始規劃、設計、營建禮儀中心，形成禮儀體系

　　第一地點的考古，發現了與文獻記載的燎祭、瘞埋和祼禮活動相對應的祭祀遺跡，表明這一時期的紅山社會已經形成祭祀天、地、祖先的規范，出現與文獻記載相似的祭祀禮儀體系。這一祭祀禮儀規范在不同規模的遺址都有體現，說明它已經走出牛河梁遺址，為紅山社會所普遍接受。

　　唯玉為葬是牛河梁遺址最早發現的墓葬特征。隨葬玉器是判斷墓主身份地位的主要依據，出土玉器最為精美的墓葬顯示出明顯的等級分化特征。這里考古發現的玉器種類繁多、造型多樣，使用規律并不明晰，若將視野擴展到整個紅山文化分布區，可以發現較為明確的玉器使用規范。在距離牛河梁遺址150公里的胡頭溝遺址，發現了與牛河梁遺址相同的高等級墓葬，以及更為復雜的墓地布局規律。比較兩地隨葬玉器可以發現，相同造型器物在體量與質地上存在差異，牛河梁遺址玉器體量更大、玉質更潤澤。玉器特征的差異與《周禮》等文獻中所記載的不同等級個體在玉器使用方面的規范相同。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備禮器的功能。

　　作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重要的源頭，紅山文化是最早參與到一體化進程中的古國文明之一。紅山文化從中期開始規劃、設計、營建禮儀中心，形成了“敬天、禮地、法祖”的祭祀禮儀體系。紅山文化積石冢形成的用玉制度，開中國玉禮器、玉禮制之先河。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由祭司作為媒介、溝通天地的基本結構，也是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藍本。

　　紅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征、新發展是對周邊優秀文化吸收與融合的成果

　　陶器是人類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密碼之一。采用科學方法對紅山先民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跡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當時人類活動的某些特點。在牛河梁遺址大型積石冢上，往往擺放有數百個陶筒形器。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樣集中生產大量陶器只能是群體勞動的結果。制作者僅對陶筒形器外部進行了精心加工，器身內部只作簡單處理。新出現的器形延續了筒形罐上常見的之字紋，并在陶器表面將紋飾分段布局。彩陶技術的應用進一步豐富了傳統紋飾的表現方式。紅地黑彩，是紅山文化彩陶典型的特征。先畫出紋飾的線條，再以黑彩填充，與趙寶溝文化幾何紋內以斜線或之字紋填充的紋飾表現方式異曲同工。雖然新出現的文化因素有獨特的發展脈絡，但共同構成了紅山文化的特征要素。

　　紅山文化的玉器也顯示出兼容并蓄的特征。獨具特色的紅山文化玉器群，以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玉環為主體，并包含有仿生造型的玉器，是將流行于小南山文化的玉璧、遼西區較早流行的環狀玉器以及仿生造型傳統加以整合的結果。

　　紅山文化到紅山文明的嬗變，其源頭與根基首先是對遼西區域本地傳統的承繼，聚落模式、陶器器型與紋飾、用玉習俗，無不體現出文化現象背后的宇宙觀、世界觀的連續性。創新性突破也隨之而來。儀式空間從逼仄的個體空間變為專用大型公共空間，陶器器型變得豐富且開始使用彩陶技術，玉器也不再是簡單的裝飾品而成為象征身份、地位、等級的禮器。紅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征、新發展是對周邊優秀文化吸收與融合的成果，而這種文化之間主動的交流與融合需要足夠的包容性。

　　新的考古發現從制度文明等角度，為紅山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直根系提供新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