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欣（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2010年以來，新版《科學技術進步法》的規制要目逐漸形成，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國家戰略的需要，中國明確提出了新型舉國體制的科技治理戰略。在工業化目標和市場化目標之后，中國的科技事業正式進入了新時代。無論從國家整體規劃目標，還是從具體規制來看，新型舉國體制都是適應新時期科技事業發展的制度安排，在繼續突出科技與工業化目標及市場化目標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國家與政府的作用。

　　符合路徑依賴邏輯

　　2010年以來，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外部環境出現迅速變化，科技創新作為當前國家間競合的焦點，以國家意志整合資源應對外部競合壓力與內部發展壓力體現了一種制度的路徑依賴。尤其是在現實的安全與發展壓力之下，“舉國體制”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成功制度經驗成為推進科技創新的合理選擇，符合路徑依賴的邏輯。

　　當然，任何制度都存在客觀的“副作用”，強調國家意志引導科技創新事業發展的制度設計存在其“另一面”。一方面，市場在科技創新方向上的試錯成本遠高于國家政府的主導，因此在目標“1”是確定的情況下，新型舉國體制在實現“1”的科技突破是成本較低的；而在“1”并不確定需要從“0”到“1”進行探索試錯的情況下，市場的作用不可替代。我國的新型舉國體制依然是在全球科技方向業已確定的背景下，尋求“1”的突破的制度設計。“后發優勢”不僅彌補了“1”的缺陷，同時能在“1”到“N”的發展中提高效率。這種策略選擇符合目前全球基礎科學處于“瓶頸期”的戰略判斷。但是，在從“0”到“1”的領域，中國依然落后，新型舉國體制的適應性效率將在未來面對不確定性科技“邊疆”時迅速降低。另一方面，中國科技創新事業存在“先天的”“欠開放性”，這種“欠開放性”決定了選擇新型舉國體制的合理性，也造成了長期持續性的不可預期，這也是為什么將其嚴格限定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領域的原因。為此，以市場的開放性換取科技創新的開放性，是新型舉國體制重要的價值邏輯。

　　在開放與自主中尋找均衡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科技創新事業尤其是尖端科技被孤立封鎖了數十年，中國科技創新事業存在“先天的”“欠開放性”問題。事實上，從整個世界而言，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同時擁有足以支持科技創新事業領先世界的充足人才、資金與組織效率，所有政府均面臨著獨立自主與技術開放的“兩難”選擇。其中，“開放性”包括內部開放與外部開放兩個政策選項，內外部完全開放將大大削弱政府的作用與價值，完全不開放則將使科技創新事業失去足夠資源支撐。“自主性”則是應對外部競合壓力、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根本。新型舉國體制面對“欠開放性”問題，以組織高效率來強化“自主性”，進而維持國際競爭力，是符合邏輯的選擇。我國始終擁有強大的國家政治動員能力，市場的激勵也不斷成熟。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明顯的比較優勢。因此，在“國家重點事業”上由國家和政府主導人員和資金配置，進行組織管理與戰略規劃，具有必然性。

　　當然，新型舉國體制存在強化國家能力與多樣性欠缺的邏輯悖論。由于外部壓力而導致了“欠開放性”，必須依靠優勢組織能力彌補人才資金的稀缺，進而強化了國家能力，但卻在樹立依靠整體作用的價值取向同時，降低了內部的多樣性。科技研發與應用市場的多樣性與差異化是創新的根本動力，任何科技創新體制都必須在開放性與自主性之間尋求均衡。這也是最新一版《科學技術進步法》在新型舉國體制背景下新增“區域科技創新”“國際科學技術合作”兩章的原因。

　　符合科技創新基本規律

　　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正式將新型舉國體制限定在科技創新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領域。通過達成政治共識，新型舉國體制在科技創新領域可以短期內迅速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組織效率，為未來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夯實基礎。所以，新型舉國體制的政治屬性符合中國科技創新環境的要求，符合科技創新的基本規律。從經濟屬性上看，新型舉國體制限定于突破“卡脖子”問題，但從理論上講，單純的科學屬于認知范疇，表現為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深化，不存在所謂“卡脖子”問題。“卡脖子”問題是以改造世界的應用技術為判斷標準，從社會實用需求的角度“拉動”技術進步與相應的科學發展，由于制度性壁壘導致科學知識與先進技術擴散的阻滯，影響到產業鏈、價值鏈等安全保障的相關問題。因此，中國新型舉國體制所瞄準的“卡脖子”問題，實質上主要與應用技術相關，即從“1”到“N”的技術革新。與其相關的基礎科學研究發展，則在強調應用技術進步的實用性目標下，得到國家有選擇的資源傾斜。這也是新版《科學技術進步法》分別重點強調“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成果轉化”兩章的原因。

　　由經濟社會需求“拉動”應用技術發展的原理在于，如果沒有應用技術的革新，就不會出現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進而無法實現經濟效益以滿足科學技術創新所需的足夠資金，難以激發基礎科學研究與應用技術創新領域相關從業者的研究興趣。從這個邏輯來講，從“1”到“N”是從“0”到“1”創新的動力之源。國家主導的舉國體制以集中資源為表象，實質上是在市場判定價值方向、明確了未來技術圖景的前提下，國家得以避免替代市場做出科技進步關鍵決策而重點關注資源整合，以降低競爭與試錯成本為要旨，推進科技進步的邏輯路徑；市場主導的創新體制則以分散試錯為表象，實質上在新技術剛剛形成穩定市場、未來技術圖景尚未明確的時期，國家難以替代市場在科技進步關鍵決策方面的作用，遂以競爭試錯進而明晰未來技術發展方向為要旨，推進科技創新的邏輯路徑。簡而言之，前者突出合作，后者突出競爭；前者以成本最小化邏輯為要，后者則以效用最大化邏輯為要。

　　總之，當前全球科技生態和國家發展階段符合新型舉國體制的應用場景。新型舉國體制的政治經濟屬性符合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與科技創新的基本規律，實現科技創新現實目標的基本邏輯是合理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