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繼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發展政治學是政治學的重要分支，也是當下政治學研究的重點領域。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政治學已經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研究成果。它們主要是由西方主導的，是在美國政治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它們大多以自由民主理論為基礎，以現代化理論為框架，并且以民主轉型理論為核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的解體、“兩極”格局的瓦解，世界各國越來越快地融入新的國際體系。同時，中國的崛起為發展政治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作為獨特的案例，中國的發展打破了西方學術界對政治發展的一般理解和思考。為此，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學者亟須深刻把握政治發展的多重維度，構建出新的發展政治學。

　　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發展政治學最重要的維度

　　現如今，學術界已經普遍認識到，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并非線性的關系，經濟的發展未必能夠推進政治的民主。基于此，發展中國家應當將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作為兩個目標進行推進。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經濟的發展帶動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建設民主政治，經濟富裕絕不能取代政治民主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還要加強民主政治建設，建立起讓民眾知情、表達、參與的制度平臺，唯有這樣，才能切實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

　　現如今，中國已經圍繞經濟發展形成了“發展型政府”和“中國模式”，創造了“中國奇跡”，同時，中國也不斷致力于推進民主化進程。一方面，中國不斷推進政府創新和政府改革，并以政府創新推動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了一個以發展為導向、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龐大政府體系，推動中國的全面發展升級，中國政府不僅制定了明確的產業政策以引導經濟發展，同時，還與時俱進地制定了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全面發展的規劃。中國已經形成了發展型治理的模式：在發展中求治理，在治理中謀發展。同時，中國政府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出后，中國不僅構建出了自己的民主理論和話語體系，也為世界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的關系也是發展政治學的重要維度

　　發展政治學前期注重的是政治民主研究，并將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和民主轉型作為其主要任務。現如今，政治民主話語也出現了不同的版本。其中，西方的政治民主話語強調單過程的選民民主，堅持選舉的程序機制以及競爭和制衡的原則；中國的政治民主話語則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以人民為主體，堅持合作和一致的原則和標準。總之，民主的版本是多樣的，民主的指標也是極其復雜的。發展中國家決不能像西方那樣將民主簡單地等同于競爭和選舉，而是要追求多樣化的、符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化發展道路。同時，政治秩序的構成要素也是多元的，其不僅包括國家主權和政權的穩定、政府和政策的穩定，還包括社會和政治秩序的穩定，以及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政治發展不僅意味著政治的民主化，同時還意味著要將不穩定的狀態轉變為穩定的狀態。

　　在統籌推進民主發展和政治穩定方面，中國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既注重治理，又注重穩定，實現了長期穩定、高速發展、人民認可等基本目標，形成了使命型政黨領導、發展型政府組織、包容性制度保障、創新型政策推動四條重要經驗，并最終形成了穩定的“中國道路”。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確保中國民主政治穩定發展最重要的條件。“民主化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而有序民主化是由共產黨指揮設計并領導實施的成功的政治發展策略。”中國共產黨通過發展黨內民主、推進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有機統一，不斷增強國家能力，為有序民主化提供了堅強的保障。

　　社會發展與國家治理的關系也是發展政治學的重要維度

　　伴隨發展政治學的不斷深入，學者們逐漸發現，政治發展不僅要推進政治民主化，還要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確保政府能夠實現良善的社會治理。現如今，如何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起協同合作的關系，又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學者們發現，政治發展絕不是國家和社會單方面的發展問題，它要求國家能力與社會能力的共同建設，以及國家與社會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其中，國家要有足夠的能力，對外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不受侵害，對內實現有效管理，同時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社會也要有足夠的能力，確保民間力量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具有較強的自主性、自立性和自助性；在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國家權力機關、政府、政黨組織、社區和社團組織等不同的主體還要各守本位、各司其職，形成良性互動、彼此分工協作的局面。

　　在國家能力和社會能力的建設方面，中國也積累了諸多經驗。為了改善治理績效，中國政府推進了管理導向、服務導向、自治導向、協同導向的改革，營造了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機制相結合的“協同治理”格局：一方面，中國充分開發了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機制的潛力，讓政黨、政府等權力機構以及傳統的群團組織發揮新的機能；另一方面，中國還不斷激活企業、社會組織和社區的功能，讓新型社會主體和要素在社會治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努力實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的對接，并最終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社會需求和政府供給的關系也是發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維度

　　基于對已有民主理論的反思，學者們越來越強調實現一種真實的、實質性的民主，這就對政治民主的結果提出了要求。現如今，學者們普遍認為，民主不僅要有程序，更要有結果，要取得讓人民群眾滿意的制度效果。那么，如何確保人民群眾滿意呢？這實際上就涉及政府供給能否滿足社會需求的問題。

　　政府供給既包括制度供給，也包括政策供給。其中，制度供給是社會秩序的決定性要素，也是解決社會需求變化的根本方案。亨廷頓認為，制度供給決定國家治理的水平。而政府又是制度或規則的主要供給者，因此，政府能否適應社會需求并不斷地進行制度供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政治的現實狀況和未來走向。當然，政府并非制度的唯一供給者，尤其是在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社會組織和團體作為社會參與者提供的制度供給可能比政府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給更加有效。因此，制度供給的未來思路是打破一元供給的格局，建立多元復合的供給模式，以滿足社會的多樣化需求。

　　政治民主和國家能力的關系也是發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維度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經濟、社會事務日益復雜，國家的治理能力不斷遭受挑戰。學者們也開始討論民主與治理的關系問題。其中，通過對民主政體治理績效的考察，福山驚奇地發現，很多民主政體的治理績效都不盡如人意，這是因為“民主化過程中的社會動員提出了善治的要求，而國家卻沒有能力跟上”。實際上，民主與善治是政治發展的兩個獨立目標，它們有著不同的內涵、機制和價值。同時，民主與善治之間還存在著張力：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復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還需要反復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治理往往又會排斥公民參與，它更多地以結果為導向，而非以過程為導向，它的提出對民主也造成了挑戰。因此，能否處理好政治民主與國家能力的關系，直接決定了政治能否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總之，發展與治理是未來的政治發展必須考慮的內容，這兩者之間的互動直接影響到政治發展的成敗以及質量。發展帶來變化，而治理應對變化。同時，發展不斷增強社會能力，治理不斷提高國家能力。發展涵蓋了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社會發展、教育發展等各個方面內容，治理則強調制度化、法治化、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同時，治理的應變也體現在多個層面：不變性應變，以不變應萬變，建立完備有效、富有權威的法治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創新性應變，與時俱進，不斷革新治理方式。總之，發展與治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直接決定了政治發展的基本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