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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軒(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數字城市治理實驗室主任、計算社會科學實驗室副主任、數字政府與數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30多年來,我國的快速城鎮化發展讓人才、資源、事業在空間上不斷聚集,給工業生產和技術革新注入了強勁動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交往機會和學習機會,帶來了地區的經濟增長和文化繁榮,使人民的生活品質得到極大提升。但與此同時,它也給公共服務供給和生態環境保護帶來了巨大壓力。而社會的變遷、流動和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更使得城市運行發展面臨資源不平衡、人口老齡化、基礎設施不足等一系列問題。在此背景下,城市秩序的建立與維護、城市關系的協調與優化、城市功能的調整與控制、城市問題的應對與處置都變得尤為重要。
數字技術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典型代表,在經濟社會的創新發展和治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8年的第一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時就曾指出“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而我國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則進一步明確了“以數字化助推城鄉發展和治理模式創新,全面提高運行效率和宜居度”的改革方向。面對現實生活中各類復雜、綜合、不確定的現象及問題,數字城市治理實現了治理手段、方法和過程的科學化、高效化、精細化、智能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內容。
2024年5月1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數據局、財政部和自然資源部四部委聯合發布《關于深化智慧城市發展 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要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統籌發展和安全,充分發揮數據的基礎資源和創新引擎作用,整體性重塑智慧城市技術架構、系統性變革城市管理流程、一體化推動產城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強大動力”。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就要將數字化融入城市治理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更好服務城市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質生活,真正實現治理體系的改革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數字化助推城市治理體系改革
在技術體系方面,數字化突破了城市治理原有的物理界限。憑借通訊網、算力網和城市信息模型(CIM)建設,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聯系變得越來越緊密;通過基礎環境、支撐平臺和智能中樞搭建,各單位分散異構的業務系統得以有效整合;而基于數據標準、接口規范和交互協議定義,不同主體的相關業務資源能夠充分連接。數字技術的廣泛融入重塑了城市治理的體系架構。特別是隨著相關部門數字化轉型的深入,模型算法、模塊組件、模式應用的開發建設也從過去的業務提升和流程優化逐漸轉變為如今的要素集成和功能協作。作為城市治理創新發展的催化劑和發動機,它不僅在底層實現了治理要素內容的共享共生,更在上層推動了治理功能作用的一體聯動。
在管理體系方面,數字化改變了城市治理原有的組織結構。從部門間條塊分割到“規建管”一體化,從獨立、有限度、分散化的職能履行到統一、多層次、規范化的綜合管理,在數字技術的串聯下,城市治理的整體性日益增強。而隨著數字化理念的深化和推廣,其治理框架也從過去單一、集中、封閉化的工作模式轉變為多元、去中心、開放化的協作生態。在該生態中,城市治理不僅僅涉及政府機構的可靠作為,更離不開企業平臺的有效參與和社會民眾的積極融入。尤其是面對復雜、多樣、碎片化的城市事務,以數字為媒介,靈活、高效、全覆蓋的“政企社”協同治理逐漸成為現代城市治理的主要形式。
在運行體系方面,數字化完善了城市治理原有的工作機制。無論是治理要素的流通和使用,還是治理過程的協調和推進,以數據為載體,其相應功能流程的運轉在數字時代得到了全面重構和升級。對于政府部門而言,數據成為精準施策和科學治理的直接依據,從統籌數據管理到基層數據回流,一系列政策、規則的出臺保障了公共數據的合理高效利用以及數據資源的安全開放運營;對于企業和民眾而言,各方主體都成為數據的生產者、治理者、使用者和獲益者,通過數字化的服務創新和價值創造,使城市生命體的活力得到充分激發,并帶動整個社會的協同治理,實現全閉環、系統化、包容性的智慧管理與服務。
數字化助推城市治理能力提升
數字治理,本質上是數字技術向多元治理主體賦能增效的過程,其目的是在數據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礎上,從多個層面對治理系統的感知、決策和執行能力進行提升。
在底層,物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城市要素的數字化和虛擬化,使得城市狀態能夠被實時觀測和記錄。尤其是當經濟社會運行的點點滴滴都被自動、精細、準確地記錄下來,城市治理也真正實現了全時段、全方位、高精度的環境感知。而通過整合城市中人、地、事、物、情等各方面感知數據和現實世界復雜的語義知識,虛實互動的數字孿生系統得以有效構建。基于數字孿生系統的定義、描述和建模,不僅多尺度的城市空間被完整映射到數字環境中,以滿足城市治理不同維度的應用需求,而且數字環境中的調控操作也被同步反饋到城市空間,以驅動城市治理朝著綜合化、動態化、可視化的方向發展。
在中層,數字算法和應用模型的開發利用,使得以數據為基礎的要素內容能夠被深度分析和推理,極大地提升了城市治理決策的智能化水平。從基于數據的社會計算到基于模型的仿真推演,其數字應用不僅可以對城市空間、人群和各類經濟社會活動進行細致畫像,準確定位城市問題、全面理解城市過程,而且可以在分析、模擬的基礎上實現風險早期預警、趨勢精準研判、方案科學制定,做到可學習、可診斷、可預測、可決策、可驗證。而隨著智能計算技術的迭代升級,規劃與現狀之間的矛盾、目標與行動之間的距離、需求與服務之間的約束也逐漸變得可調和。城市治理正在從過去的經驗治理轉向如今的智慧治理。
在上層,數字平臺和應用系統的統籌建設,不僅優化了城市治理的協同關系,使得業務執行更加高效、事件處置更加敏捷,同時也為其功能服務創新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數據多跑路”的價值理念到“一網通辦”的實踐探索,數據已成為連接世間萬物的信息紐帶,而各方面事務辦理、資源調度、狀態調控也都因此變得更為順暢、靈活。在此基礎上,當數字內容得到充分聯接、數字能力得到廣泛融合,一些城市開始根據其業務發展需要推出包括居民服務“一卡通”、溯源標識“城市碼”在內的諸多創新應用。特別是隨著數字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共享,城市治理創新已不再僅僅停留在部門間的協調互動,而是進一步擴展推廣到城市間的合作運營。
數字城市治理的現代化發展
其實,數字化既是技術變革,也是組織和方法變革。在城市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它不僅為人機交互、智能計算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多主體高效協同和創新提供了持續動能。
隨著全域數字化轉型的推進,以智慧城市建設為目標,城市治理體系正經歷著多方面的深刻改革,城市治理能力也因此獲得了多層次的顯著提升。然而,從長期發展來看,數字城市治理還需要有相應的長效運營機制作為支撐,即:通過建立完善的制度規范,使數字治理的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通過制定明確的評價標準,為數字治理的成效評估和調整優化提供科學依據;通過推出細化的配套措施,為數字治理的順利實施提供全方位保障。
如今,數字治理已深入城市管理與服務的方方面面,成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從經濟、生活到環境、健康,數字技術重塑了城市的運行模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而為了滿足不同領域的功能發展需求,實現城市管理精細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社會治理智能化,各級地方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創新實踐探索,包括:公共數據開放運營、社區智慧小腦建設、“生態+智慧”雙輪驅動、“數字全景圖”應用等。
未來,數字城市治理會有更多的應用模式和功能場景涌現,但隨之也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社會風險和技術挑戰,如:數據安全、隱私保護、數字鴻溝等。面對新時期的復雜形勢,數字化發展需要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發展新型的政企合作關系。而對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我們則需要采取包容、審慎的態度,在支持創新的同時加強監管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