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超（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人類社會由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交往范圍和內容在時空上得到極大拓展，不斷突破傳統或現代國家政治倫理界限，為了有效規范和約束人的全球交往行為，全球政治倫理秩序由此逐漸生成。全球政治倫理是“在面臨或處理關涉全球性事務之時，不同社會實體如政府、公司、組織、個人等所應遵循的制度規范、價值理念或原則”，為協調全球交往關系、應對全球各種風險或危機作出了重要貢獻，經歷著西方主導向全球多元的主體變遷，始終處于變動與變革過程之中。作為全球政治倫理多元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積極融入世界歷史進程中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既是中國在此過程中堅守的交往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又反映了人類全球交往活動的普遍特征和發展要求，具有交往倫理、制度倫理、價值倫理等全球政治倫理豐富內涵。

　　和平與發展的全球政治交往倫理

　　自全球政治倫理產生以來，國家是制度、組織等政治要素的主要承載者。絕大多數國家從事全球交往活動的首要目標是維護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和平與發展構成了全球政治交往倫理的基本內涵。

　　第一，全人類共同價值視域下的和平包含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兩種意蘊。全球政治倫理最初發端于西方區域政治倫理，既是歐洲大國利益協調機制的全球化演變，又具有顯著的制度或體系排他性。在所謂的西方政治倫理維系下的全球格局及地緣政治關系，是典型的西方式均勢和平或霸權和平，實現的是少數大國的安全，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的安全穩定和正當利益訴求無法得到確定性保障，常常陷入全球交往零和博弈的邏輯和實踐困境，由此引發了各種沖突與戰爭。

　　作為新型全球政治交往倫理內涵，普遍安全是國家彼此關系的呈現，持久和平則是這種關系發展或演變的結果。普遍安全與西方少數大國追求的絕對安全相區別，這意味著國家之間應建構安全互信的交往理念與機制，尊重彼此安全利益和安全關切，不將自身安全建立在對他國安全的損害基礎之上，促使維系和平成為所有國家自覺擔負的責任倫理和全球義務。而持久和平的實現，意味著人們在全球交往活動中應避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兼顧多方利益訴求，通過對話協商、多邊主義等形式將矛盾控制在有限范圍之內，最大限度地消解沖突與戰爭產生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在推動地區穩定、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全球和平狀態的可持續性。

　　第二，全人類共同價值視域下的發展是一種共同發展理念，主要體現在對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堅持和踐行。其中，共商是共同發展的前提，意味著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在全球交往中是平等的發展主體，彼此之間尊重各自的發展權利和發展訴求。共建意味著各國在謀求發展過程中堅持開放和包容原則，消除貿易壁壘、市場歧視和排他性，尊重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多元性，促使各國能夠以勞動力、能源資源、技術、資本、地理位置等比較優勢共同參與全球市場交往體系，實現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的良性互動，為各國發展提供外部動能。共享是對全球發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客觀回應，意味著各國在全球交往中，一方面遵循全球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充分釋放自身發展潛能，另一方面避免本國經濟利益至上主義，尤其是維護“全球南方”的發展利益，不斷縮小南北發展差距。同時，積極塑造國家內部地區內部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和協調性，促使全球發展成果能夠公平地普惠至全球所有群體。

　　公平與正義的全球政治制度倫理

　　全人類共同價值視域下公平與正義，主要蘊含對全球政治制度倫理應有內涵的闡釋，表現為對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全球理念及其相關制度和組織原則的遵守，以及大國對自身行為的倫理規范和道德約束。

　　第一，公平和正義體現為對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全球理念、制度與組織原則的遵循。圍繞《聯合國憲章》構建的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組織、制度與原則，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以來全球人民對和平、發展等價值的追求，是全球公認的價值理念和規范約束，為全球和平與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民族意識和全球交往意識的覺醒，推動著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成為各國之間交流、合作、協商解決各種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平臺。全球政治主體在全球交往過程中遵循《聯合國憲章》及其原則，即是對全球公平和正義理念的踐行。同時，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是《聯合國憲章》原則的重要承擔者，在具體運行方面依然受到西方大國利益的糾纏。因此，需要持續對相關全球性組織進行系列的機構和制度改革，不斷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制度性地觀照弱國、小國等全球主體的利益，實現全球交往主體之間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促使其能夠真正代表和維護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合理利益訴求，成為普遍、有效而非單向度的全球制度倫理規范。

　　第二，公平和正義意味著大國對自身全球交往行為進行倫理規范和道德約束，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在當代社會，存在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性政治組織，但解決全球矛盾與沖突依然依賴以國家為代表的全球主體的自覺行為，抑或積極參與及配合。而大國（包括全球性大國與地區性大國）通常擁有更強的能力，能夠調配更多資源，對全球具體問題的解決發揮重大甚至根本性影響。因此，全球公平和正義的實現，要求大國對自身全球交往行為進行嚴格的倫理規范和道德約束。這就意味著大國應當自覺遵守和維護《聯合國憲章》及其原則，摒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構建平等互信、健康穩定的全球交往關系體系。同時，隨著全球風險和各種危機的加劇，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斷涌現并與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單純依靠大國主導已經無法保障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全球交往主體不再僅僅是簡單的利益共同體，而是形成了國家、個體等不同層次的主體之間密切關聯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公平與正義的實現，意味著以國家為代表的全球交往主體，應當超越狹隘的利益共同體或傳統西方大國一致原則，以互信、互助、互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和規范人們全球實踐活動。

　　民主與自由的全球政治價值倫理

　　民主與自由是人類社會進入世界歷史階段以后逐漸形成的共識性價值理念，滲透于當今人們的實踐活動及建構的制度體系之中。在全球交往層面，全人類共同價值視域中的民主與自由，是一種國際關系民主化與全球市場自由原則的全球政治價值倫理。

　　第一，作為全球政治價值倫理的民主，意味著不斷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增強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協同性。如前所述，全球交往缺乏權威的治理實體，應對全球問題呈現出強國家“自治”、弱區域（全球）“共治”的顯著特征。而這些恰恰為全球層面的民主實現提供了契機，亦即各種全球政治主體以平等關系從事全球合作。這意味著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應尊重各國的多元民主政治制度，反對單一的普世價值和現代化發展模式，并在此基礎上以健全、普遍、有效的制度體系規范人類全球行為。國際關系民主化要求作為全球政治倫理主體的國家，自覺將共識性全球治理理念滲透至本國治理體系之中，或轉化為民族化、地區化的國家治理規范，增強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聯動效應，促成二者之間的良性循環，推動全球普遍問題及地區特定問題的有效解決。

　　第二，作為全球政治價值倫理的自由，主要表現為對全球市場自由原則的遵循和維護。全球市場自由原則是指各國自覺遵循市場發展規律，積極參與并成為全球市場分工體系的一個環節，形成全球范圍內市場要素的優勢互補，為本國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重要動力。在全球交往實踐中，一些西方國家會利用非西方國家國內市場制度不夠健全、市場建設經驗不足等問題，在所謂市場自由原則的名義下進行商品傾銷、勞動力掠奪等。在遭遇經濟問題與危機，抑或他國產業或產品威脅之時，一些西方大國會采取貿易關稅壁壘、經濟制裁、“脫鉤斷鏈”等手段破壞市場自由原則。這些做法不僅違背市場運行規律，引發全球市場的紊亂，而且導致各國對全球市場缺乏信心和信任，形成逆全球化與全球化的雙重特征。因此，遵循全球市場自由原則，需要正確把握和處理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之間的辯證關系。尤其是大國應當充分發揮示范效用，堅持正確的義利觀，遵循和維護全球市場自由原則，增強人們對全球市場自由原則的信心和信任，并不斷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市場機制變革，通過構建公平合理的全球市場制度規范，為市場自由原則的實現提供有效保障，為世界各國提供全球經濟交流與合作平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全球政治倫理變革研究”（23KSC05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