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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秀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開放是中國經濟實現成功崛起的重要經驗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加大力度破除在資本、人力、技術等要素流動方面存在的障礙,促進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深度融合,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實現了國內外資源更加優化配置。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更高水平發揮國際國內自由貿易區的協同效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對外自由貿易區網絡不斷拓展。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2013-2023年間,中國先后同冰島、瑞士、韓國、澳大利亞、東盟、格魯吉亞、馬爾代夫、毛里求斯、新西蘭、厄瓜多爾、尼加拉瓜、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自由貿易協定升級議定書;簽署并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建成了世界上覆蓋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積極推進中國-海合會、中日韓、中國-斯里蘭卡、中國-以色列、中國-挪威、中國-摩爾多瓦、中國-巴拿馬、中國-巴勒斯坦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以及中國-韓國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和中國-秘魯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同時,中國建立了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港),形成了覆蓋東西南北中的改革開放創新格局,積累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產生了輻射和帶動效應,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新動力。中國還將落實自貿區(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試點措施,推出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舉措,推動國家級經開區高質量發展,打造更高水平開放平臺。
不斷放寬投資準入和拓展外商投資空間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不斷創新外資管理體制,推進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全面實施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為企業提供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清除國內市場壁壘,打破壟斷,建立統一高效、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機制。這些舉措大大降低了外資審批的行政成本和外資企業的營商成本。大大提高了利用外資綜合效益,并推動形成了制造業已基本開放、農業服務業穩步持續開放的格局。2013年,中國出臺第一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上海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包括190條特別管理措施。此后,中國不斷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截至2023年,全國和自貿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已分別縮減至31條和27條,外商投資范圍不斷擴大。中國還將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和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放寬醫療、電信等領域外資準入,增加鼓勵外資產業目錄,修訂發布《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進一步拓展外商投資空間。還將進一步打造開放平臺,落實自貿區(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試點措施,推出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舉措,推動國家級經開區高質量發展,更好發揮引資平臺作用。
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球經濟面臨深度調整,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競爭日趨激烈。為了應對新的挑戰,我國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不斷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的新優勢。一是市場和營商環境的新優勢。市場和營商環境作為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合作的基礎保障,是一國經濟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為培育這一領域新優勢,需要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進一步開放市場準入,完善市場監管,使市場規則更加公開透明。二是國際化經營的新優勢。在對外貿易方面,從單純的成本優勢向核心競爭優勢轉化,從傳統的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的加快發展轉化。在對外投資方面,確立企業的對外投資主體地位,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跨國經營,在審批、融資等環節為企業提供更大便利。在國際經濟合作領域,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加強項目管理能力,在對外工程承包、對外勞務合作中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三是產業競爭新優勢。提高創新能力是占據未來全球產業制高點,參與和引領全球產業競爭的關鍵。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化發展是我國當前重要的創新驅動力量。為此,要以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綠色節能環保等產業為重點,加快形成我國的支柱性創新產業。四是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的新優勢。當前,我國雖然在全球治理的平臺上發揮了更大作用,但是作為現行國際經貿規則接受者的角色沒有根本改變。面對新一輪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我國需要加快環境保護、投資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等新議題的研究和談判,加快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探索,推動相關體制的全面改革,提高對高標準國際規則的適應能力,增強我國在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
全面深化改革與高水平開放相輔相成
在黨的十八大舉行之時,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實施了30余年。在實踐的檢驗中可以得出,改革和開放是中國發展的兩大根本動力,兩者相互促進,不可分割。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全面統籌改革和開放,更加有效地推動了改革與開放的相互促進。首先,以全面深化改革為高水平開放創造體制基礎和內在條件,而開放則為改革提供經驗借鑒和活力源泉。沒有改革,開放是無源之水;沒有開放,改革則行而不遠。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發展處于轉型期和換擋期,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對深層次的矛盾和發展瓶頸,需要通過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進一步促進國內體制改革,為我國經濟長遠發展再造一個開放紅利期。其次,通過高水平開放促進了大部分改革目標和任務的實現。比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職能轉變,國內投資體制改革,公平競爭和國企改革,法治建設,農業、服務業及相關產業改革、社會管理制度與社會和諧,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等,都是在高水平開放過程中推進的。最后,更好發揮改革與開放的相互促進作用。通過二者之間的相互促進,不斷實現從接受國際規則的被動開放到自身發展需要的主動開放的轉變,從與世貿組織承諾相關的局部改革到頂層設計下的全局改革的轉變。
打造共建“一帶一路”高水平開放實踐平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擁有深刻的國際與國內背景,與時代發展潮流深度契合。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面臨嚴峻挑戰,全球治理體系經歷深刻調整;從國內來看,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肩負新的歷史使命。“一帶一路”倡議基于但不限于古代絲綢之路的范圍,各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和地區組織均可參與,共建成果惠及廣泛的區域。與內向性的、封閉式的合作不同,“一帶一路”倡議不針對任何國家,不搞排他性的經濟集團,而是面向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并致力構建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從概念到具體實踐行動,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產業合作等重點領域的合作逐步深化,一批具有標志性的合作項目相繼啟動并順利推進,走出了一條不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還將在開拓市場上繼續下功夫,搭建更多貿易促進平臺,引導有實力的企業到共建國家開展投資合作,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等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注重貿易平衡。總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加強中國與外部世界互聯互通的平臺,也是加強中國國內各地方互聯互通的平臺。在理念上,“一帶一路”倡議適應了全球化時代一國內部與外部世界聯系日益緊密的發展大勢;在實踐上,“一帶一路”倡議為深化不同主體之間的高水平開放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