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勵恒（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中國史學現代轉型的產物，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中國傳統史學交匯產生的，至20世紀30年代成為中國史壇的一支勁旅。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的先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建立和發展過程中逐漸豐富和完善，進而指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史學現代轉型的產物

　　早在19世紀末，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期刊中就有對馬克思及其著作的介紹，此后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其創辦的報刊中登載過評介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但都是零星的，甚至有嚴重的偏見。李大釗于1913年至1916年留學日本，在此期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自1919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便致力于宣傳馬克思主義，謳歌十月革命的劃時代意義。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主張運用唯物史觀建設“科學的史學”，在北京大學史學系和其他高校講授“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史學要論》是他在所開設課程基礎上的厚積薄發之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第一個系統性成果。該書運用唯物史觀論述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什么是歷史、什么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系、現代史學的研究及對人生態度的影響。也就是說，它圍繞“史學”，由內而外、層層推進地展開論述，結構嚴整而自成體系。關于《史學要論》的地位，白壽彝指出：“李大釗同志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個奠基人。他的《史學要論》，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并把它跟一些具體的史學工作相結合的著作，是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道路的著作。”

　　李大釗一方面運用唯物史觀建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另一方面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進行研究，發表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

　　此外，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在譯介、闡述唯物史觀以及運用唯物史觀論述中國歷史方面，也作出重要貢獻，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重要成果。

　　在中國革命道路中進一步豐富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什么，中國未來的前途如何？此類問題困擾著志士仁人。就如郭沫若所說：“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和論爭。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早期文明的開山之作，1930年甫一出版，很快就成為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導火索。與此相關的還有中國古代社會性質、“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的爭鳴。社會史論戰造就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學者以卓越的貢獻而成為一代史學名家。

　　郭沫若撰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學術史視角而言，首要意義是創立了一種新范式。他通過聲明與胡適等“整理國故”派學術旨趣的差別，宣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屬性和特色：“我們的‘批判’有異于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經過社會史論戰，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一個史學團體產生了，史學理論體系進一步完善，其標志是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

　　《歷史哲學教程》是翦伯贊參加社會史大論戰后，在抗日戰爭興起的背景下寫作的。《歷史哲學教程》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外歷史緊密結合，既對唯物史觀作了歷史論證，又對歷史作了唯物史觀的解釋，史論交融，最后對社會史大論戰作了總結。該書結合抗戰形勢，提出有益于民族抗戰的歷史理論，論述了歷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歷史的關聯性、歷史的實踐性、歷史的適應性。《歷史哲學教程》重視人的主觀創造性對歷史發展的重要作用，論述了客觀條件與主觀創造的辯證統一和作為歷史事件前提的人類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群眾與領袖的關系、群眾與領袖對推動歷史的作用做了深刻的闡釋。翦伯贊在書中提出歷史科學的階級性，突出唯物史觀的唯一科學性，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了政治批判。

　　此外，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出版了歷史研究法的著述，如蔡尚思的《中國歷史新研究法》、吳澤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這些著述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發展時期的史學理論成就。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創新性發展

　　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主要論述史學理論，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主要論述歷史的法則，偏重歷史理論。二者互補，初步構建起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

　　無論是《史學要論》還是《歷史哲學教程》，都是將唯物史觀運用于史學研究實踐、歷史研究實踐而得出的理論認識，包含絢爛的真理火花，展現了突出的創新性和創造性。如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重視區分“歷史”“歷史學”，這種區分把歷史的客觀性、一度性與歷史學的主觀性、反復性之差異講得十分清楚，為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奠定了概念基礎。他認為，歷史學在本質上是科學，大致包括三個層次：考證史實、再現歷史過程、揭示歷史運動規律。《史學要論》具有開闊的國際學術視野，重視吸收當時國外史學理論的前沿成果。據統計，該書引用了三十多位西方史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相關論述，在談到史學與哲學的關系時，李大釗重點論述了歷史哲學，提出歷史哲學的兩種傾向，即后來西方哲學界的兩大流派——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

　　李大釗在《史學要論》出版前，在《史觀》一文中，批評唯心的、循環的、退落的、個人的歷史觀，在《史學要論》中，更是提出史觀會根據人類歷史知識的進步而不斷發生變化，因此指出一切歷史應隨時改作。李大釗還從學科分類的角度探討了歷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揭示了歷史學的基礎性地位。

　　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中對社會史論戰進行了總結，重點批判了胡適、陶希圣、李季、佐野袈裟美等人的錯誤觀點，是在批評錯誤觀點的基礎上闡發理論，因此帶有鮮明的批判特性。《歷史哲學教程》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外歷史雙向闡釋和論證的特征，他在書中對從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到近代西方哲學縱橫點評，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等人的重要論斷，信手拈來、靈活運用，對中國史著的運用更加自如，體現出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淵博的歷史知識。這部著作將哲學引入歷史學領域，在史學范圍內談論歷史唯物主義，目的在于解決歷史研究中如何正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是在積極參與改造中國社會的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