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近年來，全球秩序面臨日益加劇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美國、西歐各國及日本，均出現了政治穩定性下降，向著更加無序和混亂狀態演變的明顯跡象。這種國家內部矛盾的激化，便是當今世界廣泛存在不確定性的一個突出體現。這意味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了一個“大爭之世”。面對這一系列不確定性的加劇和國際沖突的激化，有必要從一個更宏觀和深遠的視角來審視全球變局，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和秩序。

　　西方國家在運作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時，日益明顯地顯示出西方中心主義的特征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人類社會開始步入全球化進程，形成了相互聯系的全球體系。隨之而來的全球性問題亦要求建立相應的全球治理機制。

　　歷史上，全球治理多依照西方國家制定的方案執行。冷戰期間，為了對抗蘇聯陣營，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國際上積極運作和維護自己的聯盟體系，這使得在全球安全治理等問題上能夠保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與公正。然而，隨著冷戰格局的結束和“大爭之世”的到來，特別是在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多種問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在運作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時，日益明顯地顯示出西方中心主義的特征。

　　這種做法將全球治理框架轉變為維護西方發達國家特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尤其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構，越來越多地引發發展中國家的廣泛不滿。

　　自2022年起，俄烏沖突成為全球最顯著的安全挑戰，本應由全球安全治理機制調解并緩解此類緊張局勢。然而，在當年的G20財長及外長會議中，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主要追求各自利益，利用會議議程進行政治聯盟的構建，加劇而非緩和俄烏間的安全問題，對俄羅斯這一成員國采取了攻擊性立場。

　　在G20財長會議上，美方堅持不支持任何未包含譴責性言論的聲明，導致最終未能發布聯合聲明，迫使主辦國印度發布了一份“主席國總結和成果文件”，提及對當前局勢和制裁持有的不同觀點及評估。在G20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言論再次將俄烏沖突推至討論焦點，導致原本由印度準備并受到廣泛發展中國家關注的議題如減輕貧困和氣候融資等被邊緣化。

　　調整和改革全球安全治理的結構及模式成為當務之急

　　由此可見，當前全球安全治理架構，無論是聯合國、G20會議還是APEC會議，均因西方國家過分關注自身利益并形成小團體而功能受阻，廣泛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印度總理莫迪公開表示全球治理體系失敗。因此，調整和改革全球安全治理的結構及模式成為當務之急。

　　一些學者提出，建立新的國際安全秩序至少需確保國家間的互動基于相互性原則，大國對國際規范和制度的影響應保持在合理范圍內；國際安全秩序應建立在獨立、平等及法治的基礎之上，同時認可各國在規則制定上的多樣性；各國還應保持其“本土民主價值觀”的獨立性，而不是無條件接受單一的價值觀念。這些觀點強調了在構建新的國際安全體系時，需考慮到全球多樣性和復雜性，以促進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國際關系。

　　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世界需要新的安全治理格局和秩序，而進入新時代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中國，已經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方面，習近平主席提出并逐步豐富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其目標包括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中國的自身安全和國際的共同安全有機統一起來，這就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傳統安全理論的中國安全治理思路，提出并倡導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另一方面，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有建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安全新架構，以可持續發展促進可持續安全的能力。

　　2022年，習近平主席鄭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其核心理念的“六個堅持”，精準直接地回應了前文所述當今全球安全治理存在的功能失效、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濃厚和發展中國家不滿現狀等問題，是能有效推動全球安全治理改革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這樣的治理方案相對于西方主導的全球安全治理，機制更加均衡，道義更加正確，全球安全格局更加合理，也能為第三世界提供更多的保護。

　　面對全球治理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提出的一項公共產品，展現了與西方不同的發展理念。

　　自冷戰結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在經濟發展領域往往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規則與標準，這包括推崇西式民主政體和經濟私有化，旨在構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然而在“大爭之世”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面臨的經濟衰退、政治分歧和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不僅加劇了國內的困境，也對全球產生了負面影響。

　　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西方學者在內，開始認識到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秩序”面臨崩潰，國際社會對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政治和經濟治理方案持悲觀態度，并對該模式的持續性提出疑問。有觀點明確指出，美國已變成制約國際生產力發展的重大障礙。在追求自身發展和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各國被迫設法擺脫美國構建的國際體系。

　　而“一帶一路”倡議采取了不同的思路，重在強調合作共贏，目的是推動共建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與共同發展。該倡議基于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原則，擯棄了以單一國家利益為中心的追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所代表的全球治理理念，倡導換位思考和相互理解，通過增進各文明間的交流與理解，避免了“文明沖突”的集體對抗思維，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和諧共存。可以說，“一帶一路”的合作模式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業，更是世界各國共同參與的事業，體現出了不同于西方國際關系體系和利益判斷的理念。

　　筆者認為，世界進入“大爭之世”以來，全球治理的模式就逐漸由西方主導進入到“中西共治”，例如《全球安全倡議》和“一帶一路”倡議是近些年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未來中國將會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