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漢卿（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確定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針。其中，產業興旺是基石，生態宜居是保證，鄉風文明是靈魂，治理有效是核心，生活富裕是目標。可以說，鄉村振興戰略描繪了未來鄉村的美好愿景，是實現農村農民美好生活的國家發展戰略。不僅如此，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實施還有深刻的政治意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初心使命使然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舊中國到新中國，在國家各個發展階段，中國農民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中國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民的生活水平依然較為低下，農業發展仍然比較落后。如何讓全體中國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特別是讓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農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就成為十分關鍵的問題。基于此，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都十分關心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切關注農業農村農民發展問題，實施脫貧攻堅戰略，提出鄉村振興偉大戰略。這既與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一脈相承，又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的偉大創舉。黨中央決心舉全國之力推進解決“三農”問題，更加凸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走向共同富裕

　　城鄉二元經濟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應該說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城鄉二元化發展是一種普遍現象。那么，如何破解這種城鄉二元化發展難題就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發展收獲了極大的改革紅利，改變了過去一窮二白的極端落后面貌。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縮小城鄉差距。比如，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標志著我國城鄉關系從二元結構向城鄉統籌轉變，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并把它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之一；黨的十七大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出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道路；黨的十九大對城鄉一體化戰略進行深化，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然而，城鄉差距過大的難題依然沒有解決。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萬多元，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85%。這種城鄉差距不僅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方面，還體現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如農村醫療服務、農村養老、幼兒教育等關系民生的公共服務領域。應該說，城鄉差距的形成與擴大是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而城鄉二元結構是由國家以“農業支持工業”、以城市化帶動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導致的。

　　按照劉易斯的觀點，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把沉積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干凈，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為止。從此角度看，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就在于將現代工業部門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與擠壓轉變為工農互促發展，讓城鄉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在城鄉區位之間、工農產業區之間、城鄉居民之間合理配置，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并借助城鄉融合發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進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當前，中國處于經濟新常態時期，表現之一就是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總體而言，當前中國農村地區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農業生產力相對落后，農村社會發展不夠成熟，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尚不健全，農民受教育水平不高，農民生活水平也相對較低，農村人口持續減少導致空心村的出現等。可以說，這些因素制約著中國鄉村地區的發展和現代化，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就是要解決這些突出問題。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意味著中國的農村地區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可以說，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就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發展農村社會文化、提振農民消費能力、吸引人才回流農村建設農村的重要契機和關鍵抓手。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其本質要求中就包含高質量發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統籌城鄉發展，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推動農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和關鍵抓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村莊治理結構重構與治理效能提升研究”（20BZZ04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