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虎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梳理、概括。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的質的飛躍，是一種先進的生產力質態。我們要認真總結人類歷史生產力發展特別是生產力革命的經驗，從歷史維度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規律。

　　一

　　生產力是人類生產過程中改造自然的能力。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表明，每一次生產力的質變，都會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后發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必須實現生產力發展，從追趕到并跑乃至于領跑。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一方面，從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看，不同時期的新生產力對應著不同的技術系統、不同的產業門類和不同的生產組織方式；不同時期的新生產力對舊的生產力的替代，也因其內容不同，在新舊轉換的內容、程度和方式上也存在明顯差異。另一方面，生產力的質變進程從來不是均衡的，在世界經濟體系內，新生產力的產生總是由核心地區發起和引領，而邊緣地區往往處于新生產力的沖擊之中。從英國蒸汽機和紡織業對印度手工業的沖擊，到拉美的依附型發展，都說明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擴散，在進程上具有空間和時間的差異性。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要真正把握、促進和形成新生產力，不能僅僅對標自己既有的經濟發展基礎，而要以技術革命的前沿方向為引領，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完成從跟隨到局部領域的并跑甚至領跑的變化。在中國逐步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對標前沿技術和生產力發展最新趨勢，是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本依據。

　　緊跟生產力發展最新趨勢，是實現生產力發展“趕”和“超”的關鍵。先進生產部門具有更高的生產率、更強的產業帶動效應、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術創新速度和更寬廣的創新范圍。其特征是：生產率提升的可能性大、技術進步快、研究與發展密度高、干中學、動態不完全競爭性，等等。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水力、蒸汽機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力、汽車，航空和石油化工，直至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計算機、互聯網和當前的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每一次生產力的質變，都對應著先進生產部門的重新定義。不同國家自身稟賦和發展基礎的差異，所面臨的技術周期和機會窗口的不同，以及全球生產體系、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的變化，決定了不同發展水平、不同規模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生產力質變之路。大國生產力質變不同于小國的關鍵之處，就是需要通過更大規模、更多行業的先進生產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生產力的質變提供足夠持久和足夠強勁的的動力，這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個特殊優勢。

　　二

　　歷史經驗表明，生產力的質變是新技術所對應的新部門增長所帶動的。由于新部門的創生、新舊部門的技術滲透、融合是一個技術逐步成熟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

　　新技術的發展需要經歷一個從“粗糙”到“精細”的過程。比如，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的近四十年間里，鐵路運輸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貨車和機車設計等方面的漸進改良造成的，這種漸進改良使鐵路機車的有效功率增加了一倍，貨車的容量增加了三倍。蒸汽機的改良歷時近百年，才成為普遍的動力來源，而電力取代蒸汽動力也經歷了近四十年時間。直到今天，電力在超遠距離傳輸以及智能調配等領域仍在繼續發展。每一次突破性技術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本身所衍生、配套的新技術系統不一樣，而且所對應的傳統產業部門也不一樣。由于技術發展具有一種自演化、自組合的特征，技術會在不斷地重新組合過程中產生出更多的新技術。一方面，生產力的質變表現為不同類型的突破性技術的連續性繼起，技術系統周期曲線的復雜疊加。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更為復雜、更為多樣的傳統部門的滲透。每一次生產力的質變在催生新部門、滲透舊部門以及生產率增速方面存在明顯差異。隨著產業體系的復雜化，突破性的新技術不僅數量更多，新技術系統的結構也更為復雜，技術的擴散和新部門的形成、協同也需要更長的時間。把握生產力的質變，不僅需要盯住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還要關注這革命性技術的滲透效應和協同效應。

　　由于新部門的創生、新舊部門的技術滲透、融合是一個技術逐步成熟的過程，因此，不能把新生產力的形成簡單等同于經濟增長，質變和量變有著本質的區別，量的增長不等于質的飛躍，而質的飛躍也絕不意味著量的同步增長。一次工業革命由兩個跨度接近40-60年時間的長周期組成，而每一個長周期中，充斥著若干中周期和短周期。投資波動、部門興衰是生產力質變過程中的常態。生產力質變既不是短期突變，也不是一路朝上高歌猛進地展開，而是在波動中逐步完成新、舊產業的滲透、融合和替代。無論是新技術系統所驅動的新部門增長，還是新技術對舊產業部門的改造，都不意味著同步對應的經濟增長，而是一個復雜的波動過程。在新、舊生產力的交替過程中，新的關鍵技術、主導產業、基礎設施，以及與之對應的新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萌芽、擴散和支配地位的取得，是在導入期、拓展期、協同期和成熟期四個階段中逐步完成的。在這一波動發展的過程中，新生產力也完成了量變開始、量變積累到局部質變和整體質變的變化。這就告訴我們，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而是要在新舊產業的滲透融合中形成新的產業體系。

　　三

　　生產力的質變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一方面，創造新生產力，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生產力，這是一個破舊立新、以新帶舊的過程。這意味著，要使生產力質變過程順利、平穩和持續展開，既要充分釋放創造性效應，如新部門、新行業的發展和協同，新技術、新的生產方式對傳統舊部門的改造升級，也要盡可能避免破壞性效應。比如，新部門發展初期的無序競爭、新舊部門替代、滲透和融合過程中，因要素適用性差異所帶來的要素損失等，從而盡可能在經濟系統的穩定發展中，獲得更高的凈創造性效應。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崩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后果的中心——變成有秩序的撤退”。

　　從破舊的角度看，典型的破舊效應往往體現在如下方面：第一，新技術展開初期的金融投資與投機并存。新生產力的萌生時期，往往是上一個技術革命浪潮達到潛力耗盡的頂端時期。舊的技術機會的耗盡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與對新技術長期增長的預期，會引發大量的金融資本進入并帶來較長一段時期的投資繁榮，但由于此時新部門的技術還在導入期，部門協同尚未充分展開，缺乏穩定的積累模式。大量投機資本會在這一時期被淘汰，引發金融震蕩。1857年的鐵路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泡沫，都是這種破壞性的典型代表。第二，生產力質變初期，新技術的對應部門會產生激烈的企業間競爭。由于新技術本身的成熟度欠缺、市場需求需要培育、產業協同需要時間，新技術對應的產業部門在發展初期的內部競爭往往會非常激烈。從19世紀末的電力革命、20世紀20年代之后的美國汽車產業，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媒體，新生產業激烈的內部競爭往往伴隨著慘烈的淘汰和產業集中度的提高，這一過程必然充斥著破壞效應，但也對應著市場和技術的逐步成熟與穩定。第三，結構性失業。新技術部門的興起，對勞動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新舊部門增速切換時期，傳統部門吸納就業能力會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衰減，無論是傳統產業的就業者還是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都會面臨著調整壓力。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美國的煤炭、鐵路和造船業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汽車工業、石油工業、合成材料工業以及鋼鐵工業，都發生過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在上述三個方面，第一種和第二種被普遍視為是生產力質變必須付出的代價。首先，通過發達的金融體系支持技術革命，已被工業革命以來的歷次技術浪潮的發展歷程所證實。盡管投資與投機并存，但在泡沫退去之后，會留下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人才，這是新生產力加速發展時期所必需的條件。從制度供給的角度而言，需要警惕的是流動性泡沫的蔓延，而不是技術泡沫的形成。其次，新部門的企業內競爭固然慘烈，但這是必要的市場篩選過程。抑制競爭固然可以緩解破壞效應，但卻會損失長久的產業競爭力。因此，政策重點應在保持新生產業的可競爭性的同時，抑制無序競爭的發生。但對第三種結構性失業這種破壞性效應，則必須通過完善的勞動力培訓、發達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障體系予以緩解。總之，在新舊結構的轉換過程，要注意從實際出發，將“立新”與“破舊”相結合，使新舊轉換平穩有序。

　　四

　　生產力的質變是社會再生產內容和方式的重構，而社會再生產不僅包括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還包括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是馬克思的名言。這說明，生產力的革命必然伴隨著生產關系的變革，當然，這個過程也是一個長期過程。

　　新技術的萌生和擴散，是以新的技術經濟體系與適當的制度、法律框架、勞動關系和文化觀念間的適當匹配為條件的。要盡可能釋放新技術的增長潛能，不僅需要在技術創新體系上予以支持，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變革，為釋放新技術的發展潛能創造條件。18世紀后期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不僅需要蒸汽動力冶鐵和紡織業的技術進步，而且在制度上也要破除傳統的社會等級制度和行會制度，確立勞動力的流動制度，將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畜牧業和土地依附關系當中釋放出來，其本質是一種從傳統農業向工業社會的要素釋放。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技術上機器與大工業生產已成為可能，“許多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生產同種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要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核心在于使得創造“兵營式紀律”的工廠制度成為可能。在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中，石油、化工和汽車成為支柱產業，這些產業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特征，要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不僅需要生產過程形成規模化流水線的福特制，同時還要求大規模生產與大規模的、標準化的消費對應。因此，勞資議價的制度創立就成為關鍵。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黃金三十年”，并不只是內燃機、汽車、飛機和石油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而是形成了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工會集體談判的工資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通過這些制度的調節作用，形成了一個適應于“石油時代”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和大規模消費的積累體系和發展模式。總之，考察生產力質變，不能將生產力的質變簡單還原為一個技術進步的問題，也不能將生產力的質變孤立地上升為一個生產關系變革的問題，而必須從生產方式的視角出發，從技術—制度的雙重維度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規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顯著優勢，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的堵點卡點，為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