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金興（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制度是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長期發展績效的重要元素，這是近三十余年經濟學界形成的一項重要共識。然而，制度是多維且復雜的。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所描述的“理想”的制度條件往往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狀況相去甚遠。四十余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諱言，中國的具體制度并不符合“標準理論”或者“理想范式”的描述，這種反差被有些學者稱為“中國之謎”。

　　解開這一謎題的關鍵，就在于理解經濟理論的理想范式是以發達國家的制度為基本背景的，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制度條件與之有著明顯的差別。國家能力就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長期以來，這一概念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理論中受到的關注有限。國家能力是決定一國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也是中國過去幾十年來取得輝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強大的國家能力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促進國家能力轉型與現代化，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國家能力是決定經濟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

　　從工業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的發展經驗來看，無論在經濟起飛階段還是經濟趕超階段，無論是先發國家還是后發國家，強大的國家能力都是取得良好經濟發展績效的必要條件。先發國家的國家能力不斷增強，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長期支持，然而，以西方國家經驗為研究對象的發展經濟學更為關注的是國家的不當干預，而不是國家能力的匱乏，這與部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有著顯著的差異。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一些政治經濟學者對東亞模式的研究為回答國家能力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這些研究發現，二戰以后發展績效較為優異的日本、新加坡等并未遵循新古典范式所強調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僅體現在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上，也表現在與企業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并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進行廣泛的政策引導并扶持企業的發展上，這被概括為“發展型政府”或者“市場增強型政府”。在分析這種發展模式時，這些學者引入了“國家能力”這一重要概念，一般是指國家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績效的差異并不在于是否了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知識，實際上，即使在最為落后的國家，這種知識都是為人所知的，差別在于國家是否有能力實施一些最為基本的發展政策。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鮮有其他地區的國家通過模仿東亞模式而取得成功。

　　即使如亞當·斯密所言，除了和平、輕賦和尚可容忍的司法管理，從一個最為貧困的國家變成一個最為繁榮的國家，并不需要假借其他的條件。但是，滿足這些發展所必需的條件仍需具備一定的國家能力。近些年來，理論和經驗研究紛紛表明，國家能力的形成和維持并非輕而易舉就能實現，而是需要全社會各個階層都有參與國家經濟發展的意愿，并為夯實國家能力持續進行大量的投資。很多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貧困陷阱之中，并非由于國家對經濟的過多干預，恰恰由于缺乏國家能力，從而無法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強大的國家能力是我國制度優勢所在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凝練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諸多顯著優勢，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等。這些制度優勢充分解釋了中國強大國家能力的形成原因、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現。國家能力作為一種制度因素，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的特征。中國國家能力一方面根源于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是一種重要的制度遺產；另一方面則來自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因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產物和突出表現。

　　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不同時期發展和積累起來的組織能力和有益經驗，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重新建立起強大的國家能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在城鄉地區推廣教育和醫療體系，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為經濟高速增長積累了一定的技術能力。中國政府借助這種強大的國家能力，在改革開放之后不斷推進制度變遷，提供更為廣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推動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余年實現了經濟起飛和經濟趕超，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和技術差距，向高收入經濟體穩步邁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國家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只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勝利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提高了經濟社會運行效率，促進了經濟結構的持續調整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經濟實現了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跨越式轉變。通過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消除了絕對貧困，使將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尤其是面對更加復雜嚴峻的外部沖擊和挑戰，中國依靠強大的國家能力實現了經濟社會的穩定，為成功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以國家能力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家能力具有不同的維度，也具有不同的類型。比如，基礎型能力是指國家通過協商、談判和說服等方式實現自己目標的能力，而強制型能力是指國家無需協商就可以實現自己目標的能力。不同維度或者不同類型的國家能力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的作用也是有差別的。這意味著隨著發展模式的轉變，國家能力的主要特征和運用方式也需要不斷轉型，以適應新的發展模式。隨著我國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積累、資源重新配置和技術模仿逐漸轉向自主創新，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為國家能力轉型提供了內在的動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強調的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對這一重大現實問題的回應。

　　在經濟起飛階段、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階段，一國的后發優勢較為明顯，主要表現為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技術落差，因而可以通過將成熟的技術和產品加以推廣和應用，從而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快速提升。早期的國家能力通過直接作用于物質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提升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效果。但是，在由中高收入邁向高收入水平的階段，隨著技術水平越來越接近世界前沿，自主創新需要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當前“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不謀而合。

　　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具備高質量的制度環境。這需要運用強大的國家能力培育、維持和發展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使市場機制有效運轉，并且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從而推動以“創造性毀滅”為根本特征的各類創新活動，畢竟，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才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數字經濟時代，由于經濟形態與各個市場、行業、部門和企業相互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復雜，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時也需要采集和處理更為復雜的信息，了解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這些都對國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經濟高質量發展也需要不斷提高法治化水平，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為國家能力的運用設定可信的制度框架，為市場主體提供明確的政策預期。市場化和法治化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而國家能力的現代化轉型與法治中國的建設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能力促進經濟趕超的程式化事實、理論邏輯與中國經驗”（23BJL08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