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宗桂（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教授）

　　習近平文化思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具有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強大的理論引領力。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闡釋，以其中的原理性理論成果為基點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對于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研究范式，可以理解為學術研究的規范和方式。研究范式具有整體性、公認性、規范性等特征，涵蓋某研究領域學術共同體分析、闡釋、解決問題的程式和路徑。習近平文化思想所蘊含的一系列原理性理論成果，為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提供了科學指引。其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論述，就是典型代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問題，揭示了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體現了繼承和創新的統一。在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方面，歷史上從思想文化層面進行的探討很多，提出了諸如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等主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創”方針，立足文化建設實踐、文化理論發展，不僅闡明了繼承和創新的關系，而且內蘊著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科學回答了古與今、中與外、理論與實踐等關系問題，實現了對此前諸多民族文化繼承發展觀念的超越和創新。

　　“兩創”彰顯文化自信，挺立起民族文化精神的脊梁，體現了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等。這些重要論述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價值理念和方法論原則凸顯出來，把實行轉化的價值主體和發展的創新動力及其價值目標確定下來，彰顯了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脈的文化自覺，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鮮明體現。“兩創”邏輯地展開為“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使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現代性得以相融相通。

　　綜而觀之，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兩創”方針，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體現傳統與現代相貫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與世界相融通，彰顯了著眼文明復興、會通眾流而超乎其上、光大中華文化的思想價值，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理性對待歷史文化傳統、科學發展民族文化的戰略指引，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從研究范式的意義上講，“兩創”是具有廣泛適用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把具有元理論意義的“兩創”轉化為研究范式，需要經過學術研究的實踐積淀和理論探尋，其方法和路徑應當是多元開放的，比如，在方法論意義上提倡“兩創”，在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研究上倡導“兩創”，在學科設置和學術規范制定上倡導“兩創”，在科研課題設置、教材編寫上倡導“兩創”，在對外學術交流、文明互鑒的實踐中倡導“兩創”，等等。

　　習近平文化思想所蘊含的原理性理論成果還有很多，這里僅舉了“兩創”方針一個例子。把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理論成果系統性地轉化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需要在以下幾方面用功用力：一是注重抓綱帶目，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蘊含的原理性理論成果，把握其內在聯系，不斷深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整體性系統性研究闡釋，為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提供方向指引。二是強化體系構建，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四梁八柱”，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的主體結構。三是堅持貫通古今、融通中外，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吸收借鑒國外文化哲學研究的有益成果，助力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構建，充分發揮文化哲學引領文化實踐、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