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偉（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國家一級教授）

　　關于新質生產力，現在大家探討很多。從理論意義上來說，新質生產力最核心的就是要素的賦能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習近平總書記講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這個概括非常深刻。因而，理解新質生產力，核心是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動力是創新，載體是產業，要尊重客觀規律，扎實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載體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培育的動能首先在于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從而帶來要素稟賦的變革和賦能，帶來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形成新的產業革命和產業結構質態演進。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在于產業結構高度的歷史提升。事實上，工業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反映現代化進程階段性特征的概括，本質上都是指產業結構的時代變革，而不僅僅是經濟規模的擴張，盡管結構質態的變革必然帶來經濟量態的提升，但量的規模擴張并不等于經濟結構質態演進意義上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的困難也在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因為結構轉換是長期的，而量的增長在短期里可以實現；結構失衡是深刻的矛盾累積，而總量失衡可以通過宏觀政策取得明顯效應；結構轉換的動能在于技術創新，而創新具有極為突出的不確定性；技術創新對制度創新有著深刻全面的要求，而制度創新又是極其復雜的社會變革過程。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失衡遠比總量失衡深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不僅體現在量的方面，特別是人均水平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質的方面，即全要素生產率較低基礎上的產業結構差異。新質生產力切中了發展的要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新興產業和結構升級是新質生產力的載體，科技創新切實體現為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將科技創新產業化，“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正如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部署的，“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次會議同時明確提出，要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科技，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著力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開辟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期，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態急速發展的背景下，以不斷提升的算力為基礎，推動傳統產業和動能改造轉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動能，催生未來產業，日益成為競爭力發展力的根本。迫切需要在改造傳統動能上以數字技術推進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推動制造業智能化和提升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產業鏈的水平和韌性，促進智慧農業創新發展；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加快數字經濟賦能、提升數字經濟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滲透率；以數字化引領和推動未來產業的技術突破，在培育未來產業上找準未來的基礎前沿和關鍵技術領域，把握未來科技演進和發展趨勢，激活未來產業發展新勢能，特別是要重視人們普遍關注的“健康、數智、綠色”三大方向。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創新規律

　　一是科技創新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要求。科技創新具有超前性、探索性和結果的不確定性等特點，但總體上必須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演進趨勢，科技創新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科學研究的偏好應當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真問題”結合起來才有真正的價值。二是必須遵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生產力發展內在邏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質態的上升是科技創新和運用的重要基礎，科技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人力資本的積累相對于經濟發展必須具有超前性。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在體制機制上需要“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要根據科技發展新趨勢，優化高等學校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培養急需人才。”在發展戰略上，需要“實現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效聯動”，“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一體設計，實現有效貫通；堅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一體部署，推動深度融合”。三是需要重視發展中大國特殊性。一方面，大國經濟結構的完整系統性，大國經濟均衡的基本內向性，要求創新驅動具有全面性，不能存在嚴重受制于人的關鍵性短板。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解決外國“卡脖子”問題，對于我國來說，無論是對結構升級、經濟暢通，還是對高水平安全都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要求以科技創新推動質量變革、動能變革、結構變革，不僅具有與自身相比的發展成長性，而且要求在高水平開放環境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具有競爭力，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增大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而且在產業分工的全球格局中具有結構性制約力。因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以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既要“補短板”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性，守住大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底線，又要“壯強項”，“在重要科技領域成為全球領跑者，在前沿交叉領域成為開拓者，力爭盡早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演進規律

　　一是經濟社會發展質態變革的實質在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經濟社會發展的真正障礙和困難在于結構變革中的一系列矛盾。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量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國民經濟結構上，這種結構性差異是量的水平差異的根本原因。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主要在于經濟結構性失衡和產業結構高度不夠，無論是低收入階段的“貧困陷阱”（馬爾薩斯陷阱），還是解決溫飽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都是結構性矛盾作用的結果。而這種經濟結構質態落后的直接動因又可以歸結為創新力不足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低下。全要素生產率低下帶來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匱乏，不僅使經濟增長嚴重失衡，難以實現健康安全可持續發展，而且被長期定義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低端，進一步降低經濟的穩定性并加劇依附性。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必須緊緊圍繞創新驅動促使生產要素稟賦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核心，緊緊抓住產業變革結構升級這一關鍵，否則便失去其應有的發展意義和先進性。

　　二是科技創新驅動的產業革命和產業結構演進總體上具有一定的客觀歷史邏輯性。在先行實現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史上，所謂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結構升級在歷史上是逐漸遞進的，也就是說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深入是以農業發展達到相當水平為基礎，以農業現代化為條件，而第三產業的發展又是以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基礎的，即所謂“后工業化”特征的體現。在當代進入第四次產業革命時期，產業變革和結構升級仍然要遵循發展的內在邏輯，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尤其是鄉村振興，沒有堅實的工業化，尤其是新型工業化，沒有強大的實體產業，尤其是對傳統產業的改造，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智能化、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基礎和應用場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應當避免產生“虛高度”。作為發展中國家要發揮“后發優勢”，不是一味“跟跑”，而是可以借鑒發達國家歷史經驗及教訓，特別是吸收科技創新成果，降低發展成本，實現重要領域的突破甚至“領跑”，但一定要建立在牢固的發展基礎之上，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的可能和需要。主觀地提升產業結構高度，唯心臆想的政策提升，只能加劇形成經濟泡沫、創新泡沫，從而加大發展成本和風險，最終結果還是要被經濟發展客觀歷史強行糾正過來，但由此國民經濟發展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錯失真正的歷史機遇，使現代化的目標實現進程嚴重遲滯，甚至中斷。歷史上我國“大躍進”大煉鋼鐵強行提升工業化就是嚴重的教訓，現階段存在的脫實向虛的結構性矛盾更需糾正。當代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形成巨大的發展泡沫，重要原因也在于脫離實際脫離效率提升的根本，盲目推動產業變革和結構升級。事實上，在現階段，結構演進重點在于協調好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等方面的關系，處理好傳統動能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未來產業培育的關系。

　　三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過程中，由于在“無人區”的科技創新具有更突出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當代世界科技、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結構迭代動能轉換的深刻變革期，這種不確定性更為顯著，使得我們在某些領域有可能率先實現趕超或突破。這是科技革命推動的產業革命進入急劇變革期的特點，同樣具有客觀規律性。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必須體現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以一些關鍵領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帶動經濟結構質態升級，以一些重要方面的未來產業的先行培育引領結構演進方向。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大國所具有的“后發優勢”重點在于產業結構的演進，并不完全等同于發達國家歷史上縱向邏輯迭代（串聯式），在我國工業化目標達成、進入新型工業化階段，農業現代化的深化和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的推進，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演進的大趨勢以及全球化的變化，在帶來新的歷史性挑戰和選擇困難的同時，也為我們創造了新的多種選擇機遇（并聯式）。我們需要切實把握住這種歷史機遇，將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社會質態演進的內在邏輯和新時代的歷史機遇統一起來。

　　四是在我國這樣一個超大經濟體，其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及特點存在顯著區域差異的條件下，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尊重生產力空間布局規律。一方面，在體制上我國自古以來就是集中統一但又郡縣分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建立的經濟體制與蘇聯計劃經濟體制重要的不同也在于“條塊”分設，注意調動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蘇聯集中計劃經濟垂直管理的僵化性。雖然其中存在條塊之爭的矛盾，但總體來說更具活力。改革開放以來這一特點更為突出，新質生產力要落地，既要有國家戰略性頂層規劃，又要有地方具體貫徹實施，需要在利益機制和政策決策執行機制上保障兩方面積極性，這是我國國情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在產業布局上，既要有全國一盤棋的統一系統性，又要尊重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及歷史文化的不同，新質生產力的空間布局需要體現主體功能區的差異，從而在資源配置上提升空間效率。這種空間效率是資源配置結構性效率的重要方面，也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構成，尤其是要防止區域之間產業布局的結構性趨同。結構性趨同不僅會脫離區域實際，降低資源結構配置性效率，而且會加劇宏觀經濟總量失衡。此外，需要關注增長極的培育及其對國民經濟全局性、區域性拉動的極化效應，新的增長極培育需要同創新中心和高地建設統一起來，增長極的培育對于非均衡的發展中經濟體實現超越尤為重要。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

　　一是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在生產關系上深刻變革，尤其需要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新質生產力發展能夠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創造體制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本身作為自然形態和社會形態相統一的生產力的內在構成，其變化對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決定性意義。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另一方面，“要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同時，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包括完善治理體制和政策機制等，尤其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和培育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有效發揮國家總體戰略規劃引領和資源配置協調的功能，按照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體制上協調好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國家與企業和勞動者等各方面的關系，克服單純依靠市場實現創新和結構升級的分散性、盲目性及不確定性等各種局限。

　　二是要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供求運動規律。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變革，相應的產業變革和結構質態演進，實質上都是供給側的深刻改變。因此，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但市場經濟中的供求是矛盾運動的統一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脫離市場需求的牽引，否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就會產生盲目性和嚴重的行政性，就會脫離市場約束，進而缺乏競爭性和有效性。應當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有效需求牽引供給，以高質量供給創造需求，在高水平的供求動態平衡中發展新質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