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新剛（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是思考新質生產力解放問題的基礎邏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用歷史、發展和辯證的眼光審視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并嘗試圍繞資本治理問題推動理論和實踐創新。資本治理本質上是一種生產關系調整，調整生產關系可以解放新質生產力。對這個問題的觀察和思考要立足于世界歷史的大視野，在這一大視野中，我們既能考察出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面臨的全球資本環境，又能考察中國通過加強資本治理解放新質生產力這一問題的原創性解答及其世界歷史意義。

　　新質生產力面臨的全球資本環境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以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為代表的前沿科技創新呈現革命性爆發，為人類社會生產力新一輪的大發展與大解放提供了技術支撐。但如果把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完全歸因于技術變革，就容易陷入技術決定論的誤區。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回顧人類社會現代化歷程，重大技術革命不僅與科技創新密切相關，還與資本邏輯相互糾纏。

　　歷史地看，在18—19世紀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中曾起到相當大的推動作用。而這源于資本在追求價值增殖和技術進步中具有的強大耦合力。根據馬克思的分析，技術進步不僅能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深化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而且還能通過生產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獲得超額剩余價值。因此，產業資本在自由競爭階段具有強大的動力追求技術進步，“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這使資產階級在自己的階級統治中也確實創造出了巨大的生產力。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全新的以金融資本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虛擬化階段，資本以技術進步深化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傾向大大降低。馬克思就指出，資本在經濟現實運動中表現為“現實資本”和“貨幣資本”兩個身份。相比于現實資本，貨幣資本僅僅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包括信息不對稱在內的諸多社會性因素都能更直接地對其名義價值產生影響，這導致“它們的價值額的漲落，和它們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完全無關”。虛擬化的資本環境使資本增殖“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從而大大降低了資本組織科技創新的動力。

　　相比于虛擬化，壟斷資本的崛起則進一步扼殺了資本促進科技創新的可能。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對壟斷資本的行為規律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在經濟過程中，“壟斷組織則到處實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系’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開放的市場上的競爭”，卡特爾和聯合制組織執行的壟斷價格和對市場的瓜分取代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成為資本增殖的主要手段。其結果是，“在規定了（即使是暫時地）壟斷價格的范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經濟上也就有可能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在政治和社會過程中，壟斷資本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方方面面，金融寡頭親自擔任要職、委托代理人或收買官員，控制國家政權和對內對外政策，帝國主義掠奪成為攫取全球剩余價值更加穩固、直接的方式。

　　進入21世紀后，全球資本環境發生歷史性變革。介由信息通信技術革命，金融壟斷資本極度擴張，成為西方國家組織全球化生產的主導者，導致全球資本環境加速惡化。事實上，西方國家對此有著清醒辨識，但源于錯誤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金融壟斷資本對國家機器日益深入的綁定，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治理中的歷史局限性顯露無遺。如何破解資本治理難題，為先進生產力發展創造良好的資本環境，已成為全球經濟復蘇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世界性與歷史性難題。

　　資本治理創新

　　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這些重要論斷反映了新時代以來我國對資本治理與生產力解放和發展關系的深刻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必須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發展。而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最為重大的生產關系調整問題之一就是資本治理問題。通過這一推理研究，可以發現新質生產力的解放離不開資本的有效治理。相較于西方經濟學指導下的治理，立足生產關系的調整而進行治理是我國資本治理的創新所在。其中，價值引領、屬性改造、制度保證構成了我國資本治理創新的三大基本面向。

　　第一，價值引領。有關資本治理問題的正確分析離不開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價值引領。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從根本上秉持著世界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論的世界觀方法論，屬于形而上學舊唯物主義。在這一世界觀方法論指導下，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原子式思維的概念、理論，形成一種“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很難進入到技術創新領域，從而阻礙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解放。不同于此，中國式現代化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價值引領，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的相關判斷，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資本的運作不再局限于簡單的利潤追逐，而是更加注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賦予資本激發技術創新、促進生產力提升的積極意義。

　　第二，特性改造。要想使資本復歸為人民服務的角色，就需要在正確研判資本特性的基礎上實現資本特性的改造。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認為，放任資本在市場自由流動就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然而，這種觀點往往忽略了現實中資本復雜的特性。實際上，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資本無序擴張等特性會更容易表現出來。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完成了世界觀方法論的革命，強調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從馬克思主義視野出發分析事物時，首先要關注到背后的社會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從經濟關系視角出發，展開對資本復雜屬性的分析，同時也談到了“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這些實際上都涉及在充分把握資本特性基礎上對資本特性的改造，進而發揮在促進技術創新，解放新質生產力，服務人民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而想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強大治理主體的介入。

　　第三，制度安排。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高質量黨建引領資本特性改造，取得了系列實踐成果。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把更多金融資源用于促進科技創新”。對這一理論命題的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治理資本虛擬化、壟斷化的趨勢，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規范各類資本的特性，讓金融支持技術創新，以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我國資本治理創新有效地推動了新質生產力的解放，以價值引領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通過多種手段改造資本特性，完善資本治理的多重制度性安排等創新舉措，既有力帶動了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的各類生產要素的快速集聚，又有效校準了資本錯配問題，引導資本精準流向科技創新領域。

　　解放新質生產力的世界歷史意義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資本與生產力的關系始終是一個核心議題。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的消極作用，認為“資本具有限制生產力的趨勢”，并在《資本論》中就資本對社會生產力的阻礙作用做了深刻闡述，尤其是虛擬資本對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妨礙。譬如，資本虛擬化會壓縮物質生產、科技創新的發展空間，堵塞通過勞動、創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路徑。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的新特點和新問題，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與生產力關系問題作了進一步推進，強調了壟斷資本對技術創新、生產力躍升的制約。

　　如今，人類迎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質生產力正是在前者加速推進的背景下孕育發展的。與此同時，資本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和問題，從全球范圍來看，生產關系明顯滯后于生產力。許多西方左翼學者也紛紛加入揭露“資本疾病”的隊伍，揭示出資本壟斷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及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邁克爾·赫德森、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等對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壟斷與無序擴張的惡果予以了批判。這些探索對我們深刻理解資本主義病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遺憾的是，這些探索僅限于現象描述，未能完全解決資本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現代社會無法離開資本，這一問題仍然存在于當代社會，其徹底解決呼喚新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

　　面對資本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難題，我國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資本治理之路。我國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和實踐，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重大價值。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雖然出現了眾多理論與實踐探索，可始終缺乏治理好資本的理論與實踐。更為關鍵的是，沒有出現在全球資本整體樣態處于虛擬化、壟斷化的時候，通過不消滅資本、用好資本的積極作用，抑制消極作用，使資本與科技、生產力發展同向同行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共產黨有效治理資本推動新質生產力的解放發展，重塑了資本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對馬克思畢生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與生產力關系問題，從當代社會主義語境特別是新時代語境予以了回應和破題。

　　我國加強資本治理解放新質生產力的實踐，也對世界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人類歷史進程發生重大轉化。縱覽人類歷史，資本積極作用凸顯的周期可以看到資本與技術合作帶來生產力的極大進步，資本消極作用凸顯的周期雖然也有資本助力科學技術，但資本虛擬化、壟斷化更占主流，結果是生產力發展受阻、經濟崩潰甚至引發戰爭。之后，新一輪技術革命重新啟動資本，人類歷史又開始新一輪的資本的興與衰。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處于資本虛擬化和壟斷化周期，西方在遏制資本金融化、虛擬化等方面力有不逮。然而，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之下的中國，通過資本治理管住資本、解放新質生產力，突破了上述發展軌跡，對世界歷史整體發展進程具有新的創建，也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