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思東（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無法克服的安全困境。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格局告終，冷戰結束，美國憑借超強綜合國力獨霸全球，試圖依托經略半個世紀之久的聯盟體系，維持西方主導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為全球安全提供保證。然而，時過境遷，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在多波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不斷分化、演變，后工業化社會的各類風險不斷累積，貧困和難民、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危機、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毒品泛濫和精神藥物濫用、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紛紛涌現，延宕不絕。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在應對全球性風險方面，機能失調，效率低下，不僅無法遏制全球風險的擴散，也無力改善全球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安全和發展問題相互疊加，同時又不斷演變為新的地緣政治危機和沖突，全球安全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和困境。這些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安全觀念的困境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理論，無論是現實主義理論還是自由主義理論，都以假設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為邏輯起點，以國家利己主義為導向，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擴張時代的現實需要，將國家的絕對安全和利益視為最高目標。這種絕對安全觀念，難以確立本國的安全邊界，需要不斷尋求對他國的實力優勢，以消除他國實力的增長給本國帶來的安全焦慮，這樣，就勢必推動形成以鄰為壑的國家安全政策，除非以聯盟體系的構建維系盟國之間的安全信任，但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將世界割裂為不同陣營的體系對抗，讓世界變得更不安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之后長達40余年的冷戰，西方傳統安全觀念均為始作俑者。建構主義的國際社會理論雖然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進行了修正，認為無政府狀態既然是國家行為建構的“國際社會的文化”，那么，這種文化同樣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建構一種有利于穩定的國際文化。“文化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越大，國際體系就越趨穩定”，亦即可以通過改變國家行為習慣來建構安全的國際體系。但是，文化和規范在面臨嚴峻的國際政治現實和利益沖突的時候，難以建構統一的安全標準，同質性導向的文化建構依然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亨廷頓文明沖突范式中的“西方與非西方”二分法，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安全思維定勢。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浪潮塑造了多樣化和多元化的國際社會，全球多極化的新格局正在成型，以他國安全利益的讓渡來保全自身的絕對安全，并不符合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的人心所向。

　　二是安全體系的困境

　　無論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均勢體系，還是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體系或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體制，均將國家安全關切的重心置于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和布局。國家安全是否有保障，取決于國家權力的大小，國際政治的實質就是追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這個執念自從現代國際政治學興盛以來，一直占據了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軸位置。冷戰結束之后，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以及借此為整個國際社會供給國際秩序和聯盟體系國家的安全，是20世紀美國追求“美國治下之和平”帝國遺夢的主要思路。當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判斷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或可能受到威脅之時，國際社會看到的是美國基于實力的單邊主義國家行為，或者假借多邊主義之名行“美國優先”之實的對外政策。在美國和西方霸權體系延續之下，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局部戰爭連綿不斷，“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巴以沖突”等地區沖突此起彼伏，與和平相應對的安全尚且無法保證，遑論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