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彭沖（南京審計大學聯合研究院校聘教授）

　　2023年，我國人均GDP達1.27萬美元，第三產業占比達54.6%，標志著我國已邁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消費城市時代，居民對高品質、多樣性和個性化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服務消費大多需要即時生產和消費，且依賴面對面的互動。而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其超大市場規模和高人口密度有助于發揮集聚優勢、降低消費成本，發展服務消費天然具有巨大優勢。優化都市圈內的城市規劃、建設和治理，能夠有力有效推動高效宜居的消費城市建設。

　　城市更新順應消費變化

　　在工業化時期，城市中心區域的更新改造往往伴隨人口向郊區的適度疏散，以改善居住環境并實現職住平衡。然而，在服務業主導的消費城市中，就業與消費活動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區，降低人口密度的策略可能削弱中心城區的消費活力。一些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全球大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都經歷了從人口疏解到重聚的轉變，中心區人口密度重新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與這些國際大都市的人口流動趨勢相類似，近年來我國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就業人口也隨著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而逐漸回流到中心城區。這一規律表明，順應居住、就業人口在城市中心集聚，對于激發經濟活力和提升居民生活質量至關重要。

　　過去幾十年，衛星城模式作為我國城市空間規劃的主導策略，旨在遏制城市無序擴張。然而，這一模式實際上卻導致都市圈內城市間、區縣間連通性不足，承載居住功能的衛星城與承擔休閑、娛樂、消費功能的中心城區之間出現職住分離、住游分離等問題。這不僅阻礙了都市圈內分工的協同發展，也使得消費的區域聯動效應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消費集聚、配置和引領功能難以發揮。反觀東京、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圈，其圈內城市間（相當于中國的區縣間）連片發展，特別是依托軌道交通沿線形成“八爪魚式”的發展格局，有效促進了區域內的資源優化配置和分工深化，放大了區域消費的輻射帶動作用。

　　在城市更新中，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和增加稅收，傾向于提供更多商服用地，同時對住宅用地實施嚴格的容積率限制，導致商住用地價格倒掛。這種做法降低了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國際經驗顯示，適度增加人口密度能激發消費活力。例如，日本東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通過靈活調整空置商業和住宅用途，實現了人口密度的顯著提升，到2020年東京都區部和東京都的人口分別增至849.0萬和1254.8萬。這一時期，日本居民個性化、品牌化、高端化和體驗式消費快速增長，為其經濟復蘇注入了強勁動力。

　　在數字經濟時代，線上線下消費的關系絕非簡單的替代，而是相互賦能、共同推動消費市場繁榮。線上平臺依賴線下生產，而線上銷售和大數據分析則精準描繪消費者需求，助力企業研發和市場預測，優化庫存管理。線上消費積累的海量數據為新產品開發和營銷創新提供了強大動力，成為中國乃至全球商業模式創新的關鍵。需要注意的是，線下消費的分化現象也提示我們，城市規劃和商業布局應更加注重在地消費體驗和多樣性。然而，政府主導的城市更新往往追求統一的街道布局和建筑風格，使得老城區人口密度和多樣性正在減少，影響了消費活力。

　　此外，新城新區的“寬馬路、疏路網、大街區”布局導致潛在的消費者難以轉變為周邊的實際消費者，也是導致消費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國主要城市道路密度與運行狀態監測報告2023》顯示，中國36個重點城市路網密度僅為6.4km/km2，遠低于東京（18.4km/km2）、芝加哥（18.6km/km2）和巴塞羅那（11.2km/km2）。我國在路網密度上的整體差異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城新區的“寬馬路、疏路網、大街區”規劃模式。

　　協同城市更新與消費升級

　　20多年來，城市面積快速擴張及追求低密度的規劃政策導致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下降，嚴重阻礙了城市服務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研究發現，我國服務業占GDP比重較OECD國家歷史同期低約10個百分點，其中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可解釋3—5個百分點。協同城市更新與消費升級，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

　　一是以城市更新為抓手，充分認識人口密度對消費活力的促進作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上海、廣州等都市圈核心區人口密度的“龍頭”優勢，將人口密度提升作為老城改造與新城發展的關鍵策略，實現以人為本的城市更新。積極落實“15分鐘社區美好生活圈”，推進“居住、服務、休閑、出行、就業”五大板塊協同發展，縮短居住和就業、消費的空間距離，實現職住平衡、住游平衡。老城更新中，考慮不同群體的承受能力和偏好，增強對低收入群體的包容性。對公共部門的封閉式大院也要增加空間開放性，盡可能提高內部道路的開放性和利用率。對低密度新城新區應當加密發展，增加路網密度和停車場的有效供給，提升街區消費活力。通過推動產城融合、完善公共服務與生活配套等措施，引導人口向這些新城新區集聚。對人口流出地的新城新區則應實施減量規劃，引導人口向中心城區集中。

　　二是構建“八爪魚式”都市圈空間形態，強化消費一體化發展。當前，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將引領我國大城市未來發展，為國家發展提供新動力。面向未來，應根據人口空間分布的演化趨勢來規劃人口和土地，構建中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的通勤圈和游憩圈。都市圈城市規劃和政策制定需加強頂層設計，強化跨區域協調，努力突破行政管轄邊界限制，以交通基礎設施為突破口，打通中心城市與外圍衛星城之間的聯系，構建中心城區和外圍緊密連接的“八爪魚”模式。帶動都市圈范圍內中心城區和外圍間分工互補，中心為外圍提供高品質、多樣化的服務消費，外圍為中心提供休閑、運動、旅游等適宜低密度的服務業，從而推動消費一體化發展。此外，將公共交通為導向的開發模式（TOD模式）融入軌道交通沿線的城市更新中。推廣站城融合一體化理念，打造“軌道上的城市”。統籌規劃都市圈內物流樞紐，推動軌道交通站點與周邊用地一體化規劃建設，構建區域交通中心、物流中心和活力中心。

　　三是優化城市空間結構，提升城市經濟與人口綜合承載力。面對快速發展的都市圈進程，土地資源高效利用和空間結構合理規劃顯得尤為關鍵。要以落實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精神為契機，以城市更新帶動城市基礎設施升級改造與重要設備更新換代。首先，順應人口向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加強保障性住房“向心布局”。積極探索建筑用途轉換，如將閑置商業建筑改造為保障性租賃住房，以集聚就業和消費。其次，適度放寬中心城區建筑容積率要求，鼓勵緊湊發展，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時激發消費活力，促進城市經濟內生增長。最后，實施土地混合利用策略。在符合規劃和安全的條件下，對現有商業、商務辦公建筑增加文化、體育、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功能，提升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區經濟與人口的綜合承載力，釋放服務業發展潛力。

　　四是融合線上賦能與線下空間體驗，激發消費城市的內在活力。以消費中心城市建設為契機，發揮線上賦能線下的作用，增加具有體驗感和互動性的空間供給。城市內商圈購物中心更新時，打造社交型共享空間和“美食+社交+娛樂+文化”消費新場景。構建具有社交屬性的第三空間，吸引相同興趣愛好人群進行內部社交和消費體驗。借鑒成都寬窄巷子、西安大唐不夜城、南京夫子廟、重慶解放碑、杭州湖濱路等地經驗，打造融建筑、院落、磚墻、街道、居民、生活于一體的線下情景式消費街區，構建“空間、時間、城市、場景”全新四維關系，實現景區與街區融合。對大型老舊街區，通過基礎設施更新，引入新產業和新業態，引入環境藝術等手段，促進消費供給多樣化、品質化，加快產品更新換代。增加沿街商業等服務業供應，提升對沿街小商販的包容性，提供更廣泛的就業空間和多樣性的服務，方便居民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