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永平（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

　　當前，國際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風險挑戰層出不窮，世界充滿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加快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以法治之力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用法治方式更好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促進國際法治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以來，我國涉外法治建設快速推進，但與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迫切需要相比，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相比，還存在一些不適應的地方。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從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認識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緊跟時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遵循法治規律、堅持系統觀念，以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為著力點推進涉外法治工作，不斷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以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回顧人類法治文明發展進程不難發現，涉外法治與國際政治是密切相關的。在國際交往和涉外法治發展實踐中，各國都將維護本國利益放在首位。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應當遵循法治規律，反映我國對國際秩序和法律規則的認識和要求，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導向體現到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的全過程各方面。

　　以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導向，首先，要求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必須與維護主權獨立、主權平等的需要相契合，遵循國際法上的主權原則，既捍衛自身主權、反對外來干涉，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堅持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在涉外法律事務中尊重他國主權、不干涉他國內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實現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其次，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必須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全面提升依法維護開放安全能力，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保障。最后，維護發展利益要求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對一些國家妄圖剝奪我國發展權利的行為采取有效法律反制措施，堅決維護自身發展權利。

　　新時代，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推進，我國市場更加緊密、更加廣泛地與世界市場聯系起來。同時，隨著中國企業紛紛出海投資，我國在海外擁有越來越多的資產，海外利益遍布全球，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隨之而來的是，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面臨的風險挑戰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比如，一些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對我國公民、組織采取歧視性限制措施，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安全穩定。實踐證明，保護我國海外利益，除了要運用好政治和外交手段，還要根據實際需要強化法治支撐。當前，與國內法治建設取得重要成就相比，涉外法治建設還存在一些相對薄弱的環節：有些涉外法律法規比較原則、籠統、可操作性不強，涉外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備；涉外執法協調機制運行不暢、效能不高，涉外司法國際公信力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相稱；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儲備不足，等等。從實際情況看，我國涉外法治建設還不能充分滿足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需要。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上，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造精神，加快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

　　堅持系統觀念，實現整體性推進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只有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項涉及面廣、聯動性強的系統工程。加快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要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加強頂層設計，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

　　統籌急用先行與長遠謀劃，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新時代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強涉外立法放在重要位置，取得豐碩成果。現有涉外立法涵蓋民商法、經濟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多個法律部門，涉及外交、經貿、司法等多方面內容，構成了我國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骨干。其中，既有“大塊頭”的基礎性法律，如對外關系法、外商投資法等；也有“小切口”的法律，如反外國制裁法。面向未來，要進一步提升涉外立法的體系性、協調性。既要堅持急用先行，又要著眼長遠謀劃，兼顧立法的應急性和系統性，提高立法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為涉外執法司法提供充分法律依據。

　　統籌國際執法合作與國內執法協同，加強聯動提升涉外執法效能。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提升涉外執法效能、確保涉外立法有效實施，是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的關鍵環節。這離不開高水平的國際執法合作與高效率的國內執法協同。我國已經在多個領域與一些國家簽署了執法合作方面的條約、協定。面向未來，要堅持把拓展國際執法合作納入雙邊多邊關系建設的重要議題，既拓展已有國際執法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完善合作機制；又在新領域發力，積極參與或主導建立新的多邊合作機制，為國際法規則制定、建立新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此外，還要加強國內各部門涉外執法的統籌協調，建立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工作機制，實現常態化運轉。要明確執法依據、執法流程、執法標準，細化調查取證、告知、聽證、執法爭議協調等方面的規則，確保涉外執法公平正義。

　　統籌審判程序標準化與國際司法合作，全面提升涉外司法國際公信力。近年來，人民法院通過加強國際商事法庭建設，圍繞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出臺司法服務政策，推進國際海事司法中心建設等舉措，推動我國涉外司法國際影響力和公信力不斷提升。新時代，涉外司法要滿足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與國際法治競爭的新要求，堅持平等保護原則，正確適用國際條約、國際慣例，以程序公正保障實體裁判公正，進一步增強涉外司法的國際公信力。為此，需要加強審判流程標準化建設，明確涉外案件從立案到結案歸檔各節點的工作要點、時限要求、流程標準和文書樣式等，通過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實現對已完成事項的全程留痕、待完成事項的提示催辦、將到期事項的定時提醒、有瑕疵事項的實時預警、違規事項的及時凍結等自動化輔助功能。同時，要進一步提高國際司法合作水平，升級我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雙邊司法協助協定，加大海外追贓追逃、遣返引渡力度；完善我國司法協助體制機制，推進引渡、遣返犯罪嫌疑人和被判刑人移管等司法協助領域的國際合作。

　　統籌律師行業發展與仲裁制度完善，整體提高涉外法律服務水平。涉外法律服務涉及律師、仲裁、公證、調解、司法鑒定、法律查明、法律援助等多個領域。國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務就應該跟進到哪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涉外法律服務有了長足發展，但在國際法律服務市場中的占比還不高、影響還不大。有效維護我國當事人合法權益，需要以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等海外利益密集、涉外法律問題較多的地區為重點，采取切實措施支持國內律師事務所以設立境外分支機構、海外并購聯營等方式開拓國際法律服務市場。扎實推進已經啟動的仲裁法修訂工作，推動我國仲裁機構與其他國家仲裁機構合作建立聯合仲裁機制，進一步完善具有中國特色、能夠提高涉外仲裁制度開放性的仲裁制度，為提高我國涉外法律服務水平提供制度支撐。

　　統籌涉外法治研究與傳播，積極闡釋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張和成功實踐。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要求硬實力和軟實力兼顧，不僅在實踐上發揮作用，也要在理論層面不斷深化研究、擴大影響。近年來，我國涉外法治研究取得顯著進展，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問題不斷深入、研究內容不斷更新，在維護國家安全、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要進一步加強涉外法治理論和實踐前沿課題研究，構建中國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提出更多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涉外法治理論。同時，要做好國際傳播，不斷擴大我國涉外法治理論和實踐的國際影響力。比如，中國與有關國家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處理分歧，以對話協商解決爭端，以互利互惠摒棄零和博弈，回應了國際社會對和平安全、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強烈訴求。我們要講好這樣的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使我國涉外法治建設贏得國際社會更廣泛的理解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