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南京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委黨校基地研究員）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對我國新時代城市工作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面對新的風險特征，建設安全韌性城市，需要以系統思維進行城市公共安全風險的整體性治理。通過整體性治理機制的設計和創新，以遏制源頭、注重過程、打通關鍵節點的整體性治理策略為重要抓手，推進城市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治理主體多元協同。應將多元共治格局融入公共安全風險治理體系中，構建多主體職責明確、整體聯動的城市復合型公共安全治理體系。風險治理主體可分為以下三個層面：一是政府層面。面對現代城市風險的多重性甚至是全域性沖擊，需要最大限度整合不同區域、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之間的力量和資源，加強信息共享共融、互聯互通，強化協同合作，形成整體合力。同時著力提高各級政府應對急難險重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如風險研判能力、預防準備能力、決策指揮能力和組織動員能力等。二是基層層面。以社區、社會組織、企業、學校為代表的廣大基層社會力量，是安全韌性城市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通過精細化的社區網格建設，直達社會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實現事件的“發現—分派—處置—反饋—評價”流程的標準化、精細化和自動化，不斷提高基層風險治理效能。三是個體層面。提高家庭和個人的安全防護能力，包括身體防護、心理疏導、疏散避難等方面，重點是增強市民安全意識和救援能力，提高自救和互救能力。

　　治理過程全周期動態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一是把安全發展貫穿城市規劃—建設—治理全生命周期。中央提出，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在城市規劃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防災減災需求，統籌城市國土空間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和防災減災救災專項規劃，在發展和安全的資源分配上進行綜合考慮，實現動態平衡；對城市安全設施，要及時檢查其與城市發展變化趨勢的適配性，并適時進行動態調整。只有“準確識變”“科學應變”，才能“主動求變”。二是把應急管理鏈條進行前端和后端延伸。傳統的應急管理重心傾向于突發事件發生后的處置救援，安全韌性城市建設則需要把應急管理鏈條進行前后端的延伸。注重前端的風險治理，對城市各類風險進行系統性前瞻性評估，消除風險隱患，實現關口前移，遏制源頭；同時加強后端的危機適應性學習，對于災難事故進行及時復盤、總結反思，提高城市生命體的學習力和適應性，從而形成“事前有效防范、事中快速控制、事后深度反思”的全周期閉環管理工作格局。三是在全周期管理中瞄準關鍵節點，重點施策。對于城市安全的關鍵節點，如城市生命線系統安全（供水供電供氣設施）、企業重大危險源、居民生活主要風險點（消防、電梯等）、城市橋梁和軌道交通安全、重大工程建設施工安全等進行重點治理，即時監測其安全運行狀況，實現整體監測、實時感知、早期預警和高效應對，預防燃氣爆炸、城市內澇、橋梁垮塌等重大安全風險事故和公共危機事件的發生。

　　治理要素多維度立體化。推動城市風險治理體系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通過協同創新產生協同效應，從而使制度體系更高效地轉化為治理效能。治理體制上，實行更大力度的人員和資源整合，形成統籌協調應對合力，在面對重大風險情景時，保持適度的靈活性。建立健全常態化管理和應急管理的動態銜接和快速切換機制，實現從常態治理到非常態治理的全過程無縫對接。治理機制上，綜合運用行政、市場和社會等多種機制，實行優勢互補，實現城市公共安全合作共治。例如在安全監管方面，加強機制創新，支持社會專業機構和保險公司合作構建全鏈條社會化托管服務平臺，鼓勵引導社會單位購買社會化托管服務，引入保險對事故損失兜底，倒逼服務單位確保服務質量，實現社會單位風險的早發現、早預警、早研判、早處置，避免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治理方式上，要把傳統手段和現代手段有機結合。一方面，要依靠群眾，強化每個人都是城市安全的責任主體理念，依靠廣大群眾開展城市日常風險隱患排查。另一方面，依靠科技力量進行風險辨識、全面感知和智能應對。識別城市各類致災因子，繪制城市風險評價圖，形成全面完整、動態更新的城市災害數據庫和風險特征庫；依托城市物聯網感知設備，對城市生命線系統進行實時監測，及時準確捕捉風險源的災變信息。例如上海建成遍布全市的物聯網運營中心，通過物聯感知設備，可以實現實時監測、告警精準推送、處置流程全程監管。智能應對，聯動處置，在接報信息后，自動關聯應急預案、啟動應急響應；多手段調度，快速進行任務跟蹤；基于事件鏈、預案鏈、預測預警模型分析次生衍生事件，提供智能方案輔助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