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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都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研究員)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培育新質生產力是獲取長期經濟增長動能的核心。人口高質量發展與培育新質生產力都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應對新的發展形勢提出的重要戰略舉措。簡單地說,人口高質量發展既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重要體現,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手段。
人口高質量發展
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它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新質生產力”這一重要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進一步豐富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內涵,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又具有深刻的實踐意義。人口高質量發展則是針對我國出現人口總量轉折性變化、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程度加劇的情況而提出的重要戰略舉措。這兩個因應形勢變化而適時提出的戰略選擇,有著內在的關聯。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觀察,人口高質量發展對于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從新質生產力的屬性看,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而人口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鍵環節。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凡是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都是更高質量的發展,也是更具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既可以來源于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也可以來源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推動的效率提升。這兩方面來源,不能說孰優孰劣,但的確反映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獲取全要素生產率的手段存在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要素市場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各種要素配置效率,成為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源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臻完善,要素配置水平也較之以往大大提升。與此同時,辯證地看待這一問題,意味著依靠要素再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正在逐步縮小,發展新質生產力將主要依靠創新和技術進步。眾所周知,創新活動中最核心和最活躍的因素是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人自始至終都是生產力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而人的創新能力又必然依托于人口質量的全面提升。由此可見,只有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圍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才能為持續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最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在客觀上有助于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和培育新質生產力。進入新發展階段后,經濟增長動能需要發生根本性轉變,體現在經濟發展動力和投資方向上,就要把握好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相互關系。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二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存在差異,并決定了投資回報率的差異。大量研究表明,在依靠要素積累推動經濟增長逐漸式微的情況下,我國物質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呈下降趨勢。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城市建設等需要大量物質資本投資的領域,我國已經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此時繼續在有形的物質資本上保持以往的投資力度,將不利于發揮資金使用效率。相形之下,我國當前更需要著力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培育新質生產力需要全面提升全民素質。因此,我國在經濟發展方式上需要由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轉變,更加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
堅持以人為本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那么,如何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和培育新質生產力的統一呢?從我國所處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和培育新質生產力有機結合起來,將會在新的發展階段產生新的發展機遇,因此要抓住重要的機會窗口期,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創造新動能。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然具有后發優勢,在公共財政支出安排上加大對人的投資力度,將激發巨大的增長潛力。例如,經合組織國家面向家庭的公共資源投入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約為2.4%,而2022年我國公共財政在該領域的投入不足0.1%。我們應辯證地看待這一差別,發達國家面向家庭的公共資源投入占比較高,意味著其政策體系進入相對穩定的狀態,我國這一占比較低,則意味著政策空間相對廣闊,由此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的潛力也就更大。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不僅可以大幅提高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水平,也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的更高回報,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可見,公共資源投入由“物”到“人”的優化配置,是結合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特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也可以通過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促進形成新質生產力。
其次,優化我國的人力資本投資仍有較大空間,通過優化人力資本投資配置,既可以提升人口發展的質量,也可以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長期動能。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階段的回報率存在差異,其規律性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階段越早,相應的回報率就越高。例如,學前教育階段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高于正規教育階段,而正規教育階段的投資回報率又高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回報率。這一規律為優化人力資本投資政策、提升人力資本投資效率、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總體上看,我國在學前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資與發達國家尚存有一定的差距,職業教育投資規模和方式需要進一步優化,投資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改革人力資本投資體系,優化資源配置,將是促進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更重要的是,優化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可以提高代際的人力資本水平,使培育新質生產力具有長期的堅實基礎。
最后,發揮好公共財政的引導作用,統籌生育養育支持與人力資本投資,既可以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也有利于培育形成新質生產力。改變公共投資的重點,可以在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有效降低家庭生育養育的成本,提升我國整體生育率,實現數量與質量的兼容。生育行為與嬰幼兒時期的養育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統一,成為提升人口質量應該關注的關鍵環節,家庭和個人付出的各類成本也是當前影響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這就需要加大相關領域的改革力度,為人口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將義務教育向學前教育延伸;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將生育、養育服務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切實降低生育、養育成本等。因此,推動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的轉變,可以在短期內提高消費水平,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也可以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創造更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