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賴德勝（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黨中央基于我國經濟運行規律和國內外環境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為做好當前和未來經濟工作指明了方向，對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始終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供給和需求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和需求在對立統一中不斷推動經濟發展。新時代以來，我國需求和供給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新的變化。

　　需求由內需和外需構成。在改革開放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通過不斷擴大外需，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成為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世界工廠”，“中國制造”行銷全世界。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復蘇乏力，并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勢，特別是美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各種遏制打壓，包括抵制我國生產的產品，這導致外需增長的勢頭沒有以前強勁。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和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積累起了巨大的內需潛力。但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消費潛力和投資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釋放，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雖然采取了種種措施，但總需求不足問題依然突出，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還發揮不夠。

　　從供給側來看，我國產業體系完備，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有巨大的生產能力。但存在著“全而不優”“全而不強”的問題，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比如水泥、鋼鐵中的建材等產能由于房地產投資偏弱而過剩；部分新興行業存在重復布局，投資增長速度過快，但下游相應消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從而出現內卷式競爭和過剩；一些原計劃出口的產能則由于外需的變化而出現過剩。二是供給體系質量不高，還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升級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發揮不夠明顯。此外，供給體系的安全性穩定性還有待提升，有些關鍵核心技術的供給嚴重依賴國外，存在“卡脖子”現象。

　　這種供需新變化，意味著影響供需之間動態平衡的條件發生了變化。為此，要把擴大內需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眼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統籌推進擴大內需和優化供給，打通兩者結合的斷點堵點卡點，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因此，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推動供需做強做優，推進供需深度融合，暢通供需高質量循環。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需求是一種寶貴的資源，需求在，動力就在；需求強，動力就強。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萬美元，成為全球最大最具潛力的市場，擴大內需有非常好的條件。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多次遭遇沖擊，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等，我們都通過擴大內需進行了有效應對，可以說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采取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漸顯現，內需不斷回暖，2023年經濟呈現出回升向好態勢，但基礎還不牢，需要進一步鞏固和增強。消費在內需中的占比越來越高，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要不斷增強消費的能力，改善消費的環境，擴展消費的渠道，提升消費的意愿，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培育壯大新型消費，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游、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充分釋放消費潛力。更好發揮投資對于擴大內需的關鍵作用，擴大有效益的投資。要處理好政府投資與社會投資的關系。政府投資對社會投資有擠出效應，也有溢出效應，在社會預期偏弱的時候，政府投資對于樹立信心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任務是，通過科技創新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供給體系對需求升級的動態適配性，以及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要繼續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扎實推進新型工業化，推動制造業綠色化、數字化轉型，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創造制造業新的競爭優勢，夯實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系統布局和推進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戰略支撐。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開辟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要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能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生產力，是能有效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產力，是能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方向，也是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標準。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供需是要循環起來的，并在循環中不斷推動經濟發展躍上新臺階、取得新突破。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4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立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的戰略決策，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部署。多年來的實踐證明，我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內部循環的勢能強大。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影響二者相結合的斷點堵點卡點，需要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的勢能，將其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效能。這是因為市場半徑決定分工程度，分工程度決定效率高低。我國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分割現象，而市場分割將會抑制分工，既不利于需求的釋放，也不利于供給體系質量的提升。同時，要進一步發揮國際循環在促進供需結合中的作用，因為雖然國際循環現在面臨著一些新的挑戰，但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進程中，國際循環也面臨著新的機遇，而且機遇大于挑戰。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系統觀念，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突出重點，把握關鍵。

　　一是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放在9項重點任務的首位，既凸顯出要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也凸顯出科技創新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因此，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決定創新的諸多因素中，人才是關鍵。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過2.4億人，這是推動創新的底氣所在。要優化人力資本配置，提高人力資本密度，既要在國家層面上形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也要結合各地產業狀況，打造各具特色的區域性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形成雁陣式創新格局。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提高科技創新對于現代產業發展的引領力。

　　二是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新年賀詞中指出：“我們的目標很宏偉，也很樸素，歸根到底就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因此，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和改善民生，將會帶來巨大的消費需求。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因此，要更加突出就業優先導向，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特別是要確保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穩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織密扎牢社會保障網，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兜住兜準兜牢民生底線。同時，民生領域也是投資的富礦。新時代新征程，人們對教育、養老、生態等高品質民生的需求更加強烈，這為擴大投資需求創造了難得機會，進而真正做到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

　　三是深化供需領域改革。需求潛能的釋放和供給體系質量的提升都還存在著一些體制機制障礙，需要深化改革。就需求領域的改革來說，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特別是要推進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使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中能比較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這一方面有助于穩定和提升流動人口在常住地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另一方面有助于打破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障礙，推動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就供給領域的改革來說，要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特別是要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更加寬松更加公平的環境，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公平執法、權益保護等方面出臺更具包容性和穩定性的舉措。促進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更好孵化新質生產力，推動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

　　四是完善宏觀調控。宏觀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要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在更長的時間跨度內統籌重大政策規劃、重大工程項目、重大生產力布局，在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的背景下，有些規劃、項目、布局可以提前落地，以穩定預期和擴大有效需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各種宏觀政策工具的創新和協調配合，特別是要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防止“合成謬誤”，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放大政策組合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