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灝堃（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國際關系中的情緒研究處于一個方興未艾的發展階段。一方面在先驅學者的推動下，相關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另一方面研究者們依然在事關情緒研究的核心議題方面存在諸多困惑，從而限制了其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盡管如此，本體安全研究、對跨時空情緒表現的分析、國際關系“微觀基礎”的深化以及情緒外交這四個方向，都彰顯了情緒研究未來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巨大潛力。

　　21世紀以來的研究進展

　　雖然革命、民族主義以及國際沖突都是高度情緒化的現象，但是直到21世紀初，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們才開始正視情緒的重要性。早在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時期，諸如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家漢斯·摩根索與阿諾德·沃爾弗斯等人在談論戰爭的起源時，都已在強調恐懼這種情緒的作用。盡管如此，隨著結構主義、物質主義以及理性主義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逐漸占據上風，情緒要么被研究者徹底擱置在一邊，要么被視作是對理性的偏離，要么只能在特定的緊急或例外狀態中得到討論。

　　這種認為理性與情緒相互排斥的迷思在21世紀初期逐步被神經科學的新證據所打破，一些學者開始在國際關系期刊上發表對情緒、感覺以及情感進行理論化建構的文章。這些早期的研究發現，情緒在理性決策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也會在有關是戰是和的問題上建構群體間身份。后續，一大批有關國際關系情緒研究的著述陸續問世，呈現出所謂的國際關系的“情緒轉向”。

　　必須指出的是，這場情緒轉向內部仍然存在著很多的爭論與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學視角和社會學/文化視角之間的交鋒。心理學視角將情緒歸結為一種會驅動個體認知與行為的現象，主要側重于對政治決策過程的分析。與此同時，該視角還探究情緒在面對面外交中的作用以及產生人際信任的情緒基礎，而領導人與民眾如何對特定政治事件作出情緒回應也是研究者努力想回答的問題。心理學視角大致可以被認為是基于一種由內而外的個體本體論，即情緒生發于個體內心并向外擴散到社會領域。相比之下，社會學/文化視角則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社會/關系本體論，關注情緒如何對身份、利益、沖突以及合作進行結構化形塑。這一視角利用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的智識資源，對管理情緒表達的規范、儀式、符號表征以及社會實踐進行分析。除此以外，采用該視角的研究者還關心在敘事、記憶以及安全化實踐中，特定的情緒類型如何被用來為安全政策的合法性作辯護。一些后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研究者也加入其中，試圖打開情緒、性別、視覺圖像以及全球政治間復雜聯結的黑箱。

　　情緒研究有待深化

　　雖然國際關系的情緒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例如，行為體能否自主地控制情緒的表達？應當將情緒僅僅看成一種個體生理現象還是應當將其定位在更加廣泛的社會文化結構之中？如何在方法論層面上科學有效地測量情緒？

　　首先，一些研究者認為國際關系的行為體或多或少具有控制情緒的能力，而其他人則并不這樣認為。從前一種觀點出發，研究者強調精英在安全與外交政策領域中有意地利用情緒來為特定的政治目標爭取支持或是激起反對。后一種觀點則認為在許多外交場合中，諸如手心出汗、瞳孔放大或面部潮紅等情緒反應很難或是完全不受控制的，這便成為窺探對方內心真實想法的重要信號。

　　其次，將情緒歸結為個人生理反應的研究者們大多會援引演化論的研究，強調情緒最早來源于遺傳基因的突變，而那些能更好地體驗情緒的個體在進行后代繁殖方面更具優勢，并最終通過自然選擇的過程擴散至全人類。相比之下，側重于情緒社會性一面的分析認為雖然情緒可以被歸因于個體的肉身，但是由于它會被語言、符號、話語、社會互動以及社會環境所塑造，所以情緒所包含的內容本身無法在本體層面上被還原為身體。盡管如此，單從個體或社會任何一個維度出發都無法全面地解釋情緒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未來的研究需要更好地將兩者結合起來。

　　最后，方法論層面的多元挑戰也不容小覷。其一，如何在有關情緒的普遍性陳述與那些試圖凸顯文化情境特殊性的研究之間取得平衡。前者試圖跨越時空的限制提出有關情緒的一般性假設，因為看上去諸如悲傷、恐懼以及憤怒這類情緒似乎是世界上每個人都具備的；而后者更加關心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情緒存在與表現方式的差異，以及相應產生的不同政治內涵。其二，一些研究者聲稱國際關系的傳統方法足以適用于對情緒的分析，而另外一些人提倡借鑒諸如視覺分析、（自我）民族志、歷史社會學以及精神分析等相鄰學科的方法對傳統方法進行改造。其三，各種離散的情緒范疇是否適用于復雜的社會現實。簡單地將諸如“恐懼”“焦慮”“怨恨”等范疇套用在國際關系中，可能會讓我們忽視行為體實際情緒體驗的復雜性，畢竟人們總是處在一種混合的情緒狀態之中。其四，情緒能否長期存在并發揮作用。強調情緒主觀性與個體差異的研究者傾向于認為情緒總是處于反復無常的變化之中，而那些研究怨恨、創傷以及和解的人們則會暗示特定情緒現象甚至會在導致其出現的初始原因消失后仍持續存在很長時間。

　　未來的研究方向

　　近20年的蓬勃發展凸顯了情緒研究在國際關系中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但是該領域巨大的潛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還有許多議題尚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情緒研究與本體安全研究的交叉。本體安全這一概念將人們對安全的理解從傳統的“物理/身體安全”拓展到了“自我/存在安全”，而情緒正是構成行為體自我或存在的組成之一。不僅如此，既有的本體安全研究大多圍繞焦慮這一情緒加以展開，討論焦慮與恐懼之間的區別、聯系以及對于國家安全所產生的相應影響。但遺憾的是，本體安全研究對焦慮的分析大多基于存在主義哲學或存在主義心理學，與主流政治心理學對焦慮以及其他情緒的討論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兩者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值得在未來得到進一步的推動。

　　第二，情緒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地理空間的差異性表現。當前研究中反復提到的恐懼、焦慮與同情并非只存在于21世紀，而是滲透在此前的各個歷史階段，它們的表現方式與所產生的影響未必與今天相同，并且這種差別與延續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除了時間上的差異，情緒在不同地理空間上呈現出的不同表現方式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例如，有學者曾談到西方社會所經歷的“文明進程”約束了人們表達情緒的自由，其結果就是導致西方國家之間逐步放棄對憤怒的公開表達，因為這種情緒往往被視為會導向暴力并應當被有效克制。相比之下，一些全球南方國家在獨立前后對殖民主義表現出了極強的憤怒，而這種情緒宣泄對于其建構主體性、彰顯其主權資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情緒研究能夠拓展國際關系的“微觀基礎”，從而與國際關系的“日常生活轉向”相呼應。與標榜自己理性行事的精英所不同的是，情緒是普通民眾日常體驗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重要方式。作為一種看上去更加真實的經歷，普通人的情緒體驗會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快速傳播開來，繼而引發政治精英的關注與回應。最為典型的便是歐美右翼的民粹主義政客利用大眾對移民的焦慮與敵意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文化也是表征情緒的重要方式。

　　第四，在正式的外交領域，情緒的重要性同樣值得關注。摩根索認為說服、妥協和武力威脅是外交中最為常用的手段，可除此之外，國家也會通過表達憤怒、悔恨、同情以及感激等情緒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情緒外交的運作需遵循自身的表演邏輯，即要讓對方相信自己情緒表現是真誠的，而這往往意味著必須做出實質性的行動。由于任何外交行動都不免帶有成本取舍，那么如何在行動成本與情緒真實性之間進行權衡便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且應該考慮這種表演邏輯的滿足是否與本國自身的利益訴求相符。此外，國家的官方情緒與大眾情緒之間是否一致，也是決定情緒外交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