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瀚斌（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詩一（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自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以來，各地因地制宜開展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探索，形成了形式多樣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呈現出景村共生、城鄉共富的新圖景。推進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為更加精準識別區域生態要素、高質量保護自然環境、轉變發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但在實踐中，各地還存在生態產品目錄不全面、經營開發產業化手段不成熟、生態產品溢價效應不足等問題。對地方而言，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拓寬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路徑，還需要“大開腦洞”，突破原有經濟學視角下的操作模式，創新找出符合生態系統獨有特點的轉化路徑。

　　第一，進一步厘清區域范圍內生態產品目錄清單。

　　從調查監測到價值評價，從經營開發到保障機制，一方面要基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視角對原有生態經營模式進行再歸納，另一方面要鼓勵各地識別之前忽視的、科技手段暫時無法明確的生態產品，形成更準確、全面的目錄清單。

　　自然界中的生態系統形態豐富、功能多樣，按類型可分為水域的淡水生態系統、河口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等，陸地的沙漠生態系統、草甸生態系統、森林生態系統等。因地制宜地梳理和分析所在地區的生態系統類型，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基礎。例如，大興安嶺地區編制了全國首個開放式寒溫帶陸域生態系統生態產品目錄清單，對凍土、冰雪等特有的自然生態進行了核算。

　　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厘清區域內的生態系統類型，有利于分析生態系統的復合價值。例如，北京門頭溝、浙江湖州安吉等地選取特定區域開展價值開發模式，圍繞農業農村、水利設施、交通設施、生態林業、綠色能源、工業生產、生態旅游、生態修復等項目類型綜合評估特定地域單元的生態效益。

　　第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存在先后順序。

　　根據國家對生態產品的分類，主要分為物質供給、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其中，調節服務主要反映自然生態系統的自身恢復、生態調節能力，包括水源涵養、土壤保持、洪水調蓄、固碳釋氧等，是表征生態系統功能最為根本的要求。物質供給、文化服務等價值實現，均是在生態系統發展良好基礎上衍生的。

　　如果說調節服務是生態系統的保值部分，物質供給和文化服務則是增值部分。大興安嶺廣袤的山體和浩瀚的森林是抵御西伯利亞寒流和蒙古高原旱風的重要屏障，維護了東北和華北的生態安全。這種維護地區安全的價值，便是生態調節服務的直接體現。江西贛州上猶縣的森林覆蓋率超過80%，為當地的空氣質量優化、地表水凈化、濕地養護提供了重要支撐。加之擁有多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促使當地形成茶園、油茶林、毛竹林等資源家底，形成了物質供給的資源基礎。此外，茂密的森林催生了“森系”主題旅游產品，孕育登峰覽勝賞野趣的文化服務價值。

　　第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尋找多元化應用場景。

　　從江西、浙江、安徽、內蒙古等地的實踐案例來看，城市化地區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很多是從當地歷史文化中尋找靈感。例如，黃山、建德、淳安等地就以流經皖浙兩省的新安江、千島湖為載體，開發“全域生態”“花園城市”“山水城市”等生態品牌，將千年文化傳承瑰寶與地方山水深度結合。再加上流經城市的水光山色美景，讓每一個泛舟新安江上的人都深感青綠滿目、山嵐點翠、綺麗靜謐。這種自然風光和文化底蘊帶來的美感，拓寬了生態產品的價值釋放路徑，是生態產品最有獲得感的體現。

　　第四，尋求生態產品價值與金融工具的對接。

　　以項目為載體評估資源開發后的收益權價值，有助于實現金融機構的擔保信貸，通過金融市場認證反映生態產品價值。例如，福建三明市推出林業資源資產票證化，通過評估森林資源資產價值，轉化為具有收益權的資產票據，實現林票可流通、可交易、可變現。同時，將林木的生長增量換算為碳減排量，進一步開發林業碳票，帶動碳匯交易近3000萬元。

　　當然，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方式不能僅僅停留在發掘存量，還需探索那些原來無法解釋的新經濟模式。對外部性價值進行更精確測量，使增量的價值發現模式成為生態產品獨有的價值體系，是新時代綠色發展值得深入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