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習近平文化思想、知識產權保險、政府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龔劍飛：習近平文化思想開辟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新境界】

　　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龔劍飛指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是經典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文化現象、揭示文化發展規律所形成的科學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親自謀劃部署、親自指導推動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緊密結合新時代黨領導文化發展的生動實踐，深刻總結了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的新鮮經驗，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使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可以說，習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深化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總結提升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諸多原創性貢獻，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新境界，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當代中國、在21世紀最重要的理論結晶。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義、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堅持學以致用，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自覺貫徹落實到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過程。

　　摘編自《光明日報》

　　【馬一德：協同配合推進知識產權保險事業發展】

　　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特聘教授馬一德表示，當前鼓勵發展知識產權保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識產權保險能夠直擊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痛點、難點，有望全面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效能，優化創新營商環境。具體而言，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多個層面的問題。首先，企業更加重視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領域仍存在侵權易發多發和侵權易、維權難的現象，有效保護知識產權成為眾多創新型企業面臨的一大難題。其次，知識產權濫用問題凸顯，給企業自由經營帶來了一定負擔。此外，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知識產權侵權訴訟已經成為海外對手“狙擊”中國企業的常用手段。作為一種事前的風險防控管理手段，知識產權保險可以有力化解知識產權保護中的風險負擔，成為企業知識產權風險管理的有效工具。我國知識產權保險業務發展迅速，但不可忽視的是，我國知識產權保險事業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同樣突出。這就需要各方協同配合推進，擁抱這一“新藍海”。一方面，努力推動知識產權保險事業專門化發展。在政府層面，應當充分重視知識產權保險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意義，將知識產權保險納入知識產權保護專項經費范圍，通過政策指引、財政補貼、宣傳教育等方式，推動、引導、扶持知識產權保險市場發展。保險機構要加強能力建設，優化投保收費理賠機制、豐富產品供給、創新運營模式、完善風險補償機制，適應創新市場需求，供給高質量保險產品。另一方面，針對性地促進知識產權服務業發展，完善配套服務機制。要健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有序推進各類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標準規范制定，培育和發展知識產權專業價值評估機構，不斷提升知識產權價值識別能力，為知識產權金融賦能。

　　摘編自《經濟日報》

　　【馬懷德：促進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深度融合】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認為，法治政府與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深度融合是新時代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事關行政體制改革穩步推進，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實現，意義重大。應當在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新征程中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堅持在法治軌道上全面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當下，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共生發展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和任務。法治政府與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深度融合具有規范行政權力與促進行政服務的雙重使命。我們不僅要通過法治方式為行政權力的運行設定邊界，規范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標準和方式，更需要通過法治方式促進政府積極履行公共產品的供給職能。為此，要堅持系統觀念，做到協調推進。這首先要堅持三項原則，即以“人民滿意”為制度建設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以“規范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提供優質服務”為基本面，以“實質法治”為制度保障。在此基礎上，法治政府與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深度融合可在以下五個方面作出重點突破。一是發揮法治對轉變政府職能的引導和規范作用；二是正確處理服務與管理的關系；三是引領和規范數字政府治理；四是為人民群眾參與政府治理提供法治化渠道；五是健全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監管和績效評估制度。

　　摘編自《學習時報》

　　【郁建興，黃飚：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郁建興，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秘書長黃飚指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已經上升為一種國家戰略，教材體系和人才體系，則為此提供了重要基礎性支撐。首先，數字時代為確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提供了機會窗口。積極在傳統社會科學研究中吸納數據科學、計算機科學等新興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探尋數字時代的新學科生長點，進而在新領域、新議題、新場域中探索數字時代社會科學的新世界觀、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建構基于中國發展與治理的數字時代學科結構、組織形態、類型學認知。這種新范式對于進入數字時代的學科體系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建構中國自主的學術體系，應在根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基礎上，將中國發展與治理實踐中蘊含的價值理念、倫理原則、科學判斷、機制方法、工具手段等進行有效概念化、理論化，形成對中國發展與治理的完整性、體系性解釋。其三，面向人類、面向未來，優化中國敘事，講好中國故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與之匹配的話語體系以承載新敘事，以真正讓新知識成為學術體系中得以認可的內容。相應地，有序對話陣地的建構也是確立基于中國發展與治理實踐的社會科學自主性之前提。其四，承載諸多社會科學知識的流行教材均基于西方案例與西方敘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應該參照有組織科研的方式，體系化地推動教材建設，特別是以基于中國發展與治理的廣泛實踐和典型案例為素材來源，切實實現自主素材支撐的自主教材。最后，人才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要素。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以適應時代與引領時代的雙重標準，著力推動全生命周期的人才培養體系和人才服務體系建設，推動面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人才體系適應性轉型。

　　摘編自《北京日報》

　　（光明網記者 劉夢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