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艷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延安時期，許多外國友人先后來到陜甘寧邊區參觀訪問考察，他們被延安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所吸引感染，通過多種方式向國際社會報道“另一個中國”，向世界呈現一個“熱烈的新社會”。“光明”“進步”“文明”“希望”“新世界”等，成為外國友人描繪邊區的高頻詞語。民主進步的政治形象、自力更生的經濟形象、安定文明的社會形象，構筑起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善良有效而認真”的治理形象。

　　民主進步的政治形象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標。延安時期，邊區政權的民主建設情況是外國友人的重要觀測角度。

　　延安時期，賦予人民廣泛、真實、平等的選舉權并保障權利得到充分行使，是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1937年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民主選舉，吸引了國內外人士的廣泛關注。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繼丈夫埃德加·斯諾之后訪問延安，她在《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對當時的選舉權、選舉程序、選舉比例等進行了詳細記敘。按照選舉條例規定，除了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犯人外，每個人都有選舉權，包括地主和資本家也有充分的選舉權。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認為，“邊區的政治是全中國最接近于真正民主政治的”，因為“現在一切階級都有選舉和參政的權利了”。為了保障選舉權利能被充分行使，中國共產黨還創造出如豆選、畫畫、燃香燒洞等投票方式，以保障識字不多或不識字的人民也能行使權利，這讓美國記者斯特朗感嘆不已，因為“按照美國或歐洲的制度，這些人是不可能去投票的。為選舉而進行的識字測驗，在西方人看來是理所當然的，而在亞洲這樣做就將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剝奪了選舉權”。

　　“三三制”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權建設的重要原則，也是民主精神的重要體現。晉察冀邊區是最早實行“三三制”原則的抗日根據地。1938年深入邊區考察的美聯社記者霍爾多·漢森稱贊晉察冀邊區是“民主實驗場”，重現了一個柏拉圖想象的“理想國”。法國海軍中尉喬治·烏爾曼1942年進入邊區，他以親眼所見證實，“政府本著真正的民主精神，遵循三分之一的代表制”。他稱贊“三三制”“已顯示出良好的效果，并為未來的大眾代表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44年6月，到訪延安的外國記者在參加邊區政府和邊區參議會聯席會議后確信，“共產黨員只占政府人員三分之一的原則，看來是嚴格地遵守著的”。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志和聯合勞動新聞社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給妻子邱茉莉的信中激動地寫道：邊區民主“是真的，是千真萬確的”，它“是新中國也是新世界的模型”。

　　每一個訪問過邊區的西方人，幾乎都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共產黨治理下的邊區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典范。國際社會的有識之士也普遍視中國共產黨為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積極力量。1943年7月，美國遠東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亞瑟·畢森在《遠東觀察》上發表文章，將共產黨中國稱為“民主的中國”，國民黨中國稱為“封建的中國”。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學者費正清認為，畢森的文章讓美國人終于相信中國共產黨憑借著充分動員民眾的民主政治，使得“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成了政治上的世外桃源”。

　　自力更生的經濟形象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面對空前的經濟困難，號召邊區軍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廣泛開展大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不但渡過了1941年至1942年敵后抗戰最困難時期，而且經濟形勢得到明顯改善。自力更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征之一。

　　1943年，英國物理學家、燕京大學教授班威廉與夫人克蘭爾在去延安的路上看到，“高大的玉蜀黍沿路都是，一群群的騾子裝著貨物在路上到處可見”，“整個原野里是一片富有的農作物。這里的一切都洋溢著一種和平富饒的空氣”。大生產運動的豐碩成果，也給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留下了深刻印象。倫敦《泰晤士報》、美國合眾社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描述道：“這風景好像一幅織錦，織滿了緊貼著崇山峻嶺的種著小麥、谷子、棉花、玉蜀黍的農田”，說出了“人民的勤勞和決心”。愛潑斯坦寫道：曾經“十分荒涼的陜北”，現在已變成一個“精耕細作、牛羊滿山、手工業發達的地區，人民豐衣足食”。在南泥灣，記者們親眼看見“士兵在田里工作，他們一面揮舞著鋤、耙和鏟，一面唱歌”。他們不僅參觀了士兵們在巖壁上開鑿出來的窯洞，看見了“久經戰陣的兵士在紡紗，織布，縫軍服”，還住進了戰士們親手建造的精致平房，就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政治顧問莫里斯·武道也不得不承認：“‘豐衣足食’的口號和生產運動的成功，隨便你跑到哪里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來。”

　　此外，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制造出大量的武器彈藥，也令外國觀察者嘆為觀止。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軍民苦心研制的石雷印象最為深刻。這種自制的石雷，連日本的金屬地雷探測器也探測不到。觀察組成員雷蒙德·盧登回到華盛頓報告說，中共領導的部隊嚴重缺乏物資，但“他們會很好地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物資”。外國友人還發現，醫藥物品的短缺并沒有挫傷邊區軍民抗戰的熱情，“反而刺激他們完成了臨時的創造品和勉強的代替品”，激發了他們自力更生的斗志和創造力。中國藥草、藥物及化學藥品被科學的方法試驗著以替代西藥，破碎的窗玻璃被制成醫院顯微鏡上的玻璃零件，土質的石膏粉貯藏在密封的瓦器中，當地的熟棉被制成了藥棉，醫用紗布則由醫生護士們在古老的木制紡紗機上織成。

　　就像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在日記中寫的那樣：“在17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一直生活和戰斗在幾乎是嚴密的封鎖中，因此，自力更生看來已成為他們的第二本性了。”中國共產黨自力更生的形象，通過外國友人的報道，栩栩如生地呈現在國際社會面前。

　　安定文明的社會形象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對邊區存在的土匪、二流子、煙毒等問題進行治理和革新，取得顯著成效。“五無地域”是喬治·烏爾曼對邊區社會形象的生動概括，即無乞丐、無鴉片、無賣淫、無貪污、無苛捐雜稅。他甚至認為還可以加上第六個，無任何麻煩。事實上，幾乎每一位到過邊區的訪問者，都對邊區的良好社會風貌贊嘆不已。

　　徹底根除匪患不僅事關邊區人民安居樂業，也關系抗戰后方的安全與鞏固。通過一系列標本兼治的清匪策略和措施，到1944年初，邊區政府已全部肅清土匪，百余年來困擾陜甘人民的匪患徹底解除。美軍觀察組在第1號報告中就描述了對延安社會治安的初步印象：“在農村，人們聽不到任何土匪騷擾或滋擾鬧事。”美軍觀察組還專門就此撰寫報告。在解放區后方游歷數月之久的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寫道：解放區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整個地區除了無人地帶都沒有土匪和民團，而這在國民黨區域是經常遇到了”。他甚至調侃地說道，“在這兒旅行安全極了，簡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

　　改造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的“二流子”是邊區政府著力解決的另一個社會問題。經過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不懈努力，絕大部分二流子都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有些甚至還成了勞動模范。1940年11月，加拿大籍傳教士斯坦頓·勞滕施拉格在延安逗留了五天。在提交給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報告中，他這樣寫道：“在共產主義地區，我們沒有看到一個乞丐”，而且“延安也解決了賣淫問題，不是通過法律手段，而是通過經濟手段”。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在閱讀了這份長達十三頁的報告后認為，延安是“一個健康、勤勞（據說延安沒有乞丐，也沒有失業）的社會”。美軍觀察組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也印證了“延安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跡象”的說法。

　　煙毒也是舊社會遺留給邊區政府的最嚴重社會問題之一。邊區政府不僅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查禁煙毒的法規法令，還成立專門的禁毒機構，開展聲勢浩大的禁毒運動。經過大力整治，鴉片的種植和吸食逐漸被消滅。愛潑斯坦在發往《紐約時報》的通訊中寫道：“我們在那里逗留了兩個月都未能發現確定上述指責的任何證據”。他還以自己的職業聲譽作為擔保，向外界鄭重聲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國和國外談論的關于中國共產黨正在種鴉片的罪狀都是無稽之談。”福爾曼在《北行漫記》中說，“我在共產區游歷了五個月找不到一點點任何形式的鴉片的痕跡”。外國友人對邊區文明健康面貌的描述，既是對國民黨造謠污蔑的有力回擊，更是對中國共產黨治理成效的高度贊揚。

　　總之，無論外國記者、軍人、傳教士，還是國際觀察家、外國情報人員，他們對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都給予了積極評價。歷史的風云際會里，許多外國友人有幸成為中國革命的“旁觀者”。但就像歐文·拉鐵摩爾說的那樣，他們“只是在進行觀察，既不幫忙，也不參與”。正是這種中立的“旁觀者”身份和視角，使得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報道更加客觀公正、真實可信。選擇這些中立旁觀的外國友人的記敘進行分析，既能有力佐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也能全面呈現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更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說明為何“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建構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