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下午，中歐文明交流互鑒論壇在京舉辦。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等多個歐洲國家的前政要、駐華使節、企業家、知名專家學者、基金會代表與中方官員、學者、企業家、媒體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師生等共130余人參會。與會嘉賓回顧了中歐兩大文明相互影響與交融、不斷自我更新的歷史，探討中歐今天如何繼續以開放包容的態度保持文明交流互鑒，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發展、推動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此次論壇作為首屆文明交流與全球發展論壇的分論壇，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主辦，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共同承辦。

　　中歐論壇會場

　　第一單元 中歐文明交流的歷史維度

　　本次論壇由兩個單元組成：“中歐文明交流的歷史維度”和“中歐文明交流的現實維度”。第一單元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副主任、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秦露主持。她提到，當今世界面臨諸多不安全、不穩定與不確定的局面。在戰爭、沖突、逆全球化、脫鉤斷鏈的處境中，人們普遍對此感到憂慮與恐懼：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未來將走向何處？面對這一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習近平主席連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呼喚基于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上的互信、交流與合作。中華文明和以希臘文明為開端的歐洲文明分別代表自軸心時代以來兩種不同的人文主義路線，但兩者都曾在同一時空中實現了理性突破，都倡導共同體、德性、正義、友愛等共同價值。進入21世紀，中歐文明能否碰撞出新的共識，對于今天的全球秩序意義重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賀方嬰作了題為《回到偉大文明的開端處：從忒伍特神話看文明的抉擇》的主題發言。她回顧了柏拉圖對話《斐德若》中提出的“忒伍特神話”，引出文明交流互鑒中的重要主題：如何從其他文明中選擇、汲取與自身文明傳統最為契合的養分。文明經典譯介問題就是一個文明的抉擇問題。公元9世紀伊斯蘭哲人法拉比選譯古希臘思想經典與17世紀法國哲人盧梭拒絕在日內瓦建造劇院的事例，都成為古典哲人進行文明抉擇的榜樣。挑選翻譯何種異質文明經典是當前中國古典學界面臨的重要關切。中國始終面向西方兩個古典：古希臘—羅馬時期和歐洲十五至十九世紀形成的經典。這種研究視野反映出中國對自身文明的考量。古老而偉大的中華文明應該、也必須始終敞開文明對話的大門，在代表兩大古老文明最高妙的智慧之間架起永恒之橋，展開最高貴的競爭。

　　法國漢學家、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學術主任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作了題為《傳統的交流——對話和詮釋的多樣性》的主題發言。他從不同文明、文化和傳統的不同“對話”模式來討論文明對話如何可能的問題。“對話”通過信任他者而尋求真理，通過論證的力量尋求真理。“對話”追求穿透邏各斯，以抵達超越話語的真理，比如在古希臘的辯證法當中。但《論語》的對話模式不是從真理開始，是從生活體驗開始，通過對話獲得啟發。民主社會的對話模式則是按平等規則達成共識。哈貝馬斯認為，隨著民主社會的發展，神圣性的權威逐漸讓位于一種既有共識的權威。這些不同的文化互動方式可以激發我們真正的跨文化創造力，建立新的人文發展模式。他描述了“相遇他者”的四個階段：危機和挑戰的全球化；應對方案的差異與分歧；通過他者重塑自身的文化、信條和世界觀；解決共同問題的方案保持本地化。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馮俊作了題為《中國人對法國哲學的興趣和認知》的主題發言。他認為，中法兩國思想文化交流在歷史上有兩個高峰期，分別出現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和20世紀下半葉。在第一個高峰期，中國思想文化對法國啟蒙運動產生極大影響，為法國大革命先行者提供了東方思想文化的視野。在第二個高峰期，法國哲學和文化思潮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鑒，開闊了中國人的國際視野。中國人對于法國哲學的興趣源于其懷疑精神和崇尚理性、聚焦人與社會、開放性、社會參與性以及哲學與文學的密不可分。中國古代“修齊治平”的學問與法國哲學關注政治社會、道德倫常問題具有共通性。中國哲學界對法國哲學研究的重視改變了中國學術生態，并使新一代學人與國際學術界能夠平等地開展學術交流對話。

　　比利時根特大學教授、比利時皇家國際關系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斯萬·畢思普（Sven Biscop）在題為《地緣政治背景下的文明間對話》的主題發言中談到，中歐關系相較過去幾年來更為復雜，對中歐文明之間的對話提出新的挑戰。現在歐洲的主流想法還是希望中歐能夠共同合作，來保障世界朝著穩定方向發展。有越來越多人認為中方在烏克蘭危機上的觀點是更平衡的，是符合中國的外交立場和國家利益的。當前國際形勢復雜敏感，但中歐在外交問題上仍有很多共同立場——雙方都需要穩定和減少不確定性。中歐兩大文明間的對話不能脫離現實，而要基于雙方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關系展開。如果中歐之間互設制裁，就很難推動關系健康發展。雙方應加強對話，從可以進行合作的領域開始，比如重新恢復雙方學術界之間的交流，推動和促成實在的成果，以這樣的方式重振中歐文明對話。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與德語文學教授、《東西哲學年鑒》創辦人漢斯·費格（Hans Feger）作了題為《中國哲學在歐洲與歐洲哲學在中國》的主題發言。他認為中歐哲學只能在跨文化交流中才能滿足其普遍性追求。在這種意義上，“全球哲學”才能顯示出其存在的必要性。迄今為止，中歐之間的跨文化理解極不對稱，彼此都需要跨越各自哲學的界限，去接受其他哲學的標準、規范和方法。“全球哲學”試圖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互惠互利的整體，讓各方都能受益。中國的“天下”理念是中國關于全球秩序的一種表達，并尋求成為普遍性概念。歐洲哲學始終追求擺脫特殊性、追求普遍性，但西方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盲點”在今天更加凸顯。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必須擺脫這個“盲點”，構建一個跨文化的雙重結構，只有真正理解他人才能理解自己，這對東西方來說都是如此。跨文化哲學應該基于相互開放，做到相互認同與欣賞，即海德格爾所說的開啟“思想者的對話”，以此避免歐洲式的哲學概念。文化相對主義否認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這種立場會導致哲學的死亡。多元的跨文化背景才有利于哲學的發展，并實現哲學的普遍有效性。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李文堂在主題發言中指出，中歐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思想傳統，中歐文明交流在全球思想對話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比如，畢思普先生談到中國人對待戰爭的平衡的立場，就與背后的文明觀、思維方式相關，中國老百姓一見打架就先勸架、止戰再論是非，不能上去就拉偏架。中歐之間要相互理解，首先要回到中國古代和古希臘的思想傳統源頭。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與“友誼”思想，與中國儒家的“中庸”與“仁愛”思想有相通之處。古希臘強調共同體思想，而中國春秋戰國時強調“群”“家”的概念，“天下一家”就代表了中國的共同體思想。五四運動之后，中國深受德法理性啟蒙思想的影響，但歐洲啟蒙運動也曾受孔子思想的影響。兩者都同樣拒斥外在權威，具有懷疑精神，強調人內在的理性、良心與德性的作用。回顧中歐文明交流史，有幾個觀念值得討論。一是如何以古典共同體思想來矯正英美原子個體主義的局限；二是如何以古典德性政治傳統克服政治學和倫理學分離的缺陷；三是如何以德法的人格主義（Personalism）思想揚棄英美原子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發展出有道德人格的個體生命觀，這也是中國的人文主義所強調的。中歐思想傳統保留了很多人類文明的原初智慧，兩大文明需要加強交流，特別是通過學術方式進行深入對話。

　　北京市委黨校哲學與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陳欣雨在回應發言中談到，正如賀方嬰所說，經典在文明選擇中不容忽視，經典翻譯是東西學互鑒中至為重要的一環。無論是西方傳教士還是東方士大夫階層，都對異質文化的經典進行了選擇。由此，西方的天文學、數學與哲學才傳到東方，而東方“十三經”中對道德的尊崇才得以引入歐洲。馮俊講到的影響中國的法國哲學，也是通過對學術經典的傳譯來傳播的，而法國漢學的興起則與早期傳教士有重要關聯。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楊一心（Alexis Y. Lavis）在回應發言中談到，前面六位發言者的講述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共同點。第一是關于教育。賀方嬰提到古希臘的文明傳到羅馬，之后又傳到中國，因此，我們不是生而為人，而是學以成人。第二是馮俊和賀方嬰都提到的，要成為真正的人，首先需要掌握語言，通過語言才能進行有意義的交流。我們作為文化的傳承者，想要做到彼此聆聽、彼此理解，需要進一步推動翻譯工作，只有這樣，我們之間的文化交流才能進入更深層次。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劉飛在回應發言中指出，剛才幾位發言人都談到一個重要話題，就是中西之間的文明交流對話，要上升到思想文化、價值觀，以及哲學這樣的更高層面。中西哲學對話的基礎在于“人”這個根本問題。對此，中西哲學都特別強調德性的重要作用。中國哲學強調要到人的現實生命活動中去思索和解答“人”的問題，但也強調人必須遵循整個宇宙的根本法則，即“道”或“理”，這就是剛才費格教授談到的哲學所具有的普遍性追求。

　　第二單元 中歐文明交流的現實維度

　　本單元由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特聘杰出人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前所長、《東西哲學年鑒》創辦人謝地坤主持。他指出，下午論壇上半場以歷史維度為中心，下半場則以現實維度為中心，如此設計是在古今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歷史是現實的進展，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希望這樣的討論能夠開出第三個維度——未來。

　　意大利經濟和財政部前部長、國家行政學院前院長喬萬尼·特里亞（Giovanni Tria）作了題為《中歐科技交流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的主題發言。他認為只有開放文明的大門，推動物質的進步以及與世界的聯系，才能獲得發展。人類科技、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有賴于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知識和技術的不斷交流。當前西方有一些針對中國技術的出口限制，這種影響溝通的行為應當加以阻止。倡導互相尊敬、彼此分享知識和技術、加強雙方人員往來，這將在中歐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當今世界面臨很多新的挑戰，我們更需要進行合作，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共同努力應對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公共安全等挑戰，利用全球化推動現代化。中歐在避免沖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那些對全球化說“不”的人，捍衛我們的文明，增加不同文明和制度之間的交流互鑒。歐洲更有責任同亞洲、同中國進行對話。我們應當找到關于全球化治理的新規則與新協議，共同捍衛多邊主義。

　　中國船東互保協會董事長、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前董事長、黨組書記許立榮作了題為《中歐產業合作是文明交流的基石》的主題發言。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歐貿易取得長足發展，產業合作在文明交流中起到基石性作用。產業和貿易融通賦予我們抵抗外部沖擊的韌性。對此，他提出中歐產業合作是大勢所趨，是雙方現實需求和歷史選擇。具體表現為：1、20多年來合作雙方形成經濟共生關系。“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歐班列為歐洲產業鏈的穩定起到積極保障作用。2、中歐產業優勢互補，合作潛力巨大。3、中歐合作意義重大，可以為全球合作發展賦能。在開放態度、全球開啟門戶計劃方面，中歐應推動雙方合作，攜手應對共同挑戰，打造中歐發展的動力源和增長期。此外，中歐海運合作是經濟貿易、文明交流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法國國家技術科學院院士、法國外貿顧問委員會委員、宏馬咨詢服務(北京)有限責任公司總裁、法國電力集團(EDF)前執行副總裁馬識路（Hervé Machenaud）作了題為《增進了解，共同建設》的主題發言。他認為，目前歐洲對中國有一些不信任情緒，甚至恐懼心態，這源于歐洲與中國有不同的價值觀，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這一點。西方四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植根于一神論的宗教文化。這種文化要求每個個人要對自己負責，這是面對上帝的責任，這就是個人主義最初的起源。這與中國重視集體的價值觀有很大不同，導致兩者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產生很大分歧。西方思維的根基是二元論，真理與錯誤相互對立，只承認一種真理，人類以一種線性方式向前發展。中國思想則認為不同的東西完全可以共存，這構成了陰陽學說的基礎。中國“無為而治”的思想和治理方式，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東西之間自然建立起一種平衡，從而形成良好秩序。盡管存在區別，中歐之間仍然具有同樣的人文價值，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信任、公正、尊重、對生命的熱愛，以及愛本身。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羅紅波作了題為《文化交流與互鑒是拓展中歐經貿合作的基礎》的主題發言。她提到，今年是中歐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20周年，二十年來中歐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獲得長足發展。近年來中歐關系面臨嚴峻挑戰，互信程度明顯下降，且已影響到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但中歐目前仍互為最大經貿伙伴之一，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還存在大量合作空間，需要進一步拓展和加深雙方經貿合作這一文明交流的“壓艙石”。她以萊布尼茨、馬志尼與利瑪竇三位歐洲人為例，表明中歐文化交流互鑒需要眼光、責任和真誠。中歐關系面臨新問題、新任務，堅持深層次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彼此欣賞，是避免誤解誤判、加強互信、拓展雙方經貿關系的重要途徑。

　　法國外貿顧問委員會中國區主席、法國伯納德控制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伯濤（Guillaume Bernard）作了題為《經濟關系中多樣性的力量》的主題發言。他強調國際企業運營管理中多樣性的意義與培養方法。例如在開發新產品時，法國人會打磨項目所有細節，準備過程非常耗時，但產品一旦發布問題很少；而中國人擅長小步快跑這種迭代創新的方式，能夠使產品快速適應市場。可見，中法精神在團隊中有其互補的一面。運營團隊越多樣化，創新潛力就越大，但相互理解的要求和緊張關系也會越強。為此，他提出促進多樣性的三個要素：一是明確團隊成功的三個關鍵行為，即禮貌、情緒控制、不評判；二是積極主動的實踐；三是情商。雖然處理多樣性對于企業而言非常困難，但只有多樣性才能讓我們富有創意，擁有面對多樣性的能力就能夠更好應對共同挑戰。

　　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教授、葛蘭西基金會研究院主席西爾維奧·彭斯（Silvio Pons）在線上作了題為《反思歐盟危機》的主題發言。他談到，建立歐盟的初衷，是通過產生一個超越歐洲國家的經濟、政治共同體，以應對民族主義的興起、推動民族國家發展，并成為世界的一極。現在看來這些構想沒能實現。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使歐盟制度不再具有獨特性，民主赤字的加劇挑戰了歐盟的合法性，隨著時間推移，歐盟的效力正在逐步減弱。過去10到15年里發生的移民、恐怖主義、英國脫歐等現象都是歐盟生存危機的表現。當前歐盟與主權國家之間的矛盾由于民族主義上升而加劇，歐盟開始出現身份認同危機。但是，歐盟的存在仍然至關重要，它能夠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提出全球治理新形式，這對于平衡21世紀大國關系、避免文明沖突具有重要意義。

　　西班牙駐華使館副館長、公使銜參贊胡里奧·埃拉伊茲·埃斯帕尼亞（Julio Herráiz Espa?a）在回應發言中談到，中歐是世界兩大文明、兩大力量。面對不穩定的國際環境和日益增多的新挑戰，雙方應加強互信，進一步鞏固政治關系。為此，雙方不僅應加強高層互訪，也要發展旅游業，增強智庫、文化中心、學者、媒體工作者等群體的民間交往，并加強地方層面的聯系。達成共識和理解需要坦誠、公開、公正和平等的對話，雙方需要設置一些公共議程來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當前中歐關系面臨一些挑戰，如烏克蘭、人權保護、貿易平衡問題。他認為人權具有普遍意義，贊賞中國脫貧攻堅取得的成就。中歐之間有廣泛、共同、積極的合作議程，都不接受霸權主義的世界，基于多邊主義、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雙方可以攜手創建更美好的世界。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趙柯在回應發言中談到，下午多位專家都提到中歐是人類文明的兩大高峰，也都談到中歐之間緊密的經貿關系。中國也一直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歐關系，歐盟一直是中國對外交往的優先方向之一。去年11月習近平主席會見德國總理朔爾茨時首次從“全球格局”的角度論述中歐關系，是對中歐關系戰略性的最新表述。但正如馬識路和羅紅波提到的，今日歐洲出現了對華疑慮甚至恐懼情緒，政治層面對中國的定位和對華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其深層次原因在于歐洲一些人對中國文明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對中國式現代化有所誤解。在這一背景下，探討中歐文明交流互鑒就顯得尤為重要和必要。中國式現代化和歐洲一體化是中歐各自著眼未來做出的選擇，中國是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支持者，也期待歐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伙伴，中歐文明交流互鑒將為此提供堅實的人文基礎。

　　最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李文堂代表主辦方作總結發言。他談到，與會嘉賓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深入探討了中歐文明交流，這兩個維度相互融通，因為文明問題既關乎人文、價值觀、思想觀念，也關乎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經濟交往和技術進步等，這是一種全方位的交流互動。中歐文明之間在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既有共同之處，也存在差別，我們需要冷靜地、理性地處理彼此的分歧。中國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規則體系，這一立場非常明確，但是在處理一些具體問題的方式上，也會有文化或思維方式不同。我們對人權問題的理解，既涉及原則理念，也涉及歷史經驗。對什么是原則性問題，什么是歷史經驗問題，都需要放寬文明視野來思考和對話，明確彼此共同之處，辨明差別、縮小差別。為此，我們都需要一種理性與文化上的耐心。中歐之間除了遵從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之外，還要保持密切的經貿往來、人文交流，特別是智庫、學界、媒體和商界的互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良好的、較為穩定的關系。因此，我們需要推動全方位的文明交流。（供稿：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