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紅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當前，全球貿易額占全球GDP的比重并沒有出現下降，仍然處于較高位置。全球貿易額占全球GDP的比重從1970年的24.97%上升到2021年的56.53%，增加了一倍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額占全球GDP的比重出現了短暫的大幅下降，而后迅速恢復，并在2018年基本達到了2008年的峰值水平。由于1986年—2008年全球貿易額快速增長，我們稱這一時期為“超級全球化”時期。

　　出現“超級全球化”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促使世界經濟發生深刻變革。在“超級全球化”時期，技術的發展促使遠距離處理和傳輸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因此，ICT革命允許工業化國家的公司將其生產過程的某些部分轉移到其他地方，同時仍然保持全球價值鏈中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的通信流動，促進了高效供應鏈管理實踐的設計和實施。二是貿易自由化的黃金年代。在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人為的貿易壁壘大幅下降。尤其具有歷史意義的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低成本勞動力。在這一系列貿易協定的影響下，不僅降低了平均關稅水平，而且還降低了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此外，1989年的東歐劇變、1991年印度開啟經濟自由化進程等事件為世界經濟提供了規模龐大的低成本勞動力，使得跨國公司能全球配置資源，推動全球價值鏈深度發展。

　　1986年至2008年，“超級全球化”期間貿易的爆炸式增長持續時間超過20年，顯然，這種快速的經濟全球化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也就是說，“全球化放緩”時期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從技術發展來看，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綠色低碳等交叉融合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引領科技產業發展方向，開辟出產業發展新的巨大增長空間。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突破，推動制造業生產方式、發展模式和企業形態發生根本性變革。半導體技術進步的步伐并未放緩，光纖電纜信息傳輸速度不斷提升。一方面，技術進步促使全球價值鏈分工深入發展，但是技術革命帶來的邊際效益是遞減的。另一方面，自動化、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可以替代部分低技術勞動力，這可能會影響跨國公司尋找低成本勞動優勢的全球產業布局，轉向本地化和替代離岸外包，加速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減緩經濟全球化速度。

　　其次，全球產業鏈的巨大沉沒成本和黏性遲緩了全球價值鏈的快速重組，阻滯了全球化的快速演變。由于企業在制定全球采購策略時產生了巨大的沉沒成本，它們在短期內重新選址和產業遷移的難度較大。實際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貿易下滑后快速恢復的V型變化，這種貿易集約邊際下降而非廣延邊際大幅變化表明，全球價值鏈受到持續的沖擊才會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特定關系的資產是不容易出售或重新部署的。若完全放棄特定關系資產或“脫鉤”，關系資本和搜索成本自然會被沉沒。

　　再次，經濟結構的服務化趨勢一定程度上阻滯了快速的經濟全球化。全球產業結構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服務業占比提高。由于服務業的無形性、消費的面對面性，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較差，這導致世界貿易與世界GDP的比率面臨下行壓力，全球貿易增長將放緩。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和制度因素發生逆轉。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多邊貿易自由化議程一度陷入僵局，區域貿易自由化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停滯不前，更令人擔憂的是，它顯示出倒退的跡象。貿易不平等導致了保護主義抬頭和孤立主義政策的出現，這些都是“去經濟全球化”的因素。

　　總之，過去的“超級全球化”是不可持續的，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會改變，“慢全球化”成為必然，甚至“逆全球化”。技術發展、全球價值鏈的運行模式和本質特征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趨勢，但一些政治和制度因素阻礙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值得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