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宇（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步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的推進和科技進步使世界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發展問題，對國際發展合作內容和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既非內向型也不是依附型的發展模式，而是開創了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新型國際發展合作范式。自聯合國推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以來，中國將SDGs嵌入“十四五”發展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變成國家發展戰略，提前10年完成了SDGs的減貧目標。中國政府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確立了八大重點領域全面對接SDGs的所有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為鞏固國際共識、落實SDGs行動計劃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產品和合作平臺。

　　作為整體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構建新型國際發展合作范式具有三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堅持國家間的平等合作和互惠互利。在傳統的西方發展援助體系下，援助方掌控整個援助過程而受援方只是被動接受。這種不對等關系模糊了援助方和受援方的責權關系，對雙方的參與動力都有負面影響，是造成援助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新型國際發展合作延續了南南合作中的獨立、平等、互利的原則，突破了“援助國—受援國”的傳統模式，建立了各國間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贏的模式。

　　第二，打破了發展成敗的預設條件和標準模式，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自主選擇適合本國特點的發展道路。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強調資源稟賦、地理條件、歷史遺產、國家制度、國家能力等因素的重要性，為發展設置了前提條件，也將許多低收入國家置于貧困陷阱的宿命論中。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在曲折和迂回中接近并實現目標，具有很強的環境適應性和糾錯能力。適應性特征強調了因地制宜政策實踐的重要性。這種適應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靈活性和平衡性。

　　靈活性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廣泛實施的政策實驗。平衡性則體現在現代化過程中各利益攸關方之間的妥協與合作。中國式現代化的漸進性和適應性特征說明，經濟發展沒有標準的成功配方和預設條件，而是一個在“干中學”的動態平衡過程。

　　中國在國際發展合作中也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以靈活的方式同發展中國家開展合作。在實際項目執行中，中國堅持“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對接發展中國家國情與發展意愿。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即使沒有有利的先天條件和強大的國家能力，只要根據自身條件量力而行地制定減貧戰略，并隨著環境變化調整政策目標和方式，擴大政策的受益群體，減少社會阻力，仍然有機會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第三，強調經濟增長的優先目標，通過要素聯動和公私協同來帶動包容式發展。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發展通過集中資源發展聯動性強的基礎設施和制造業，以經濟特區和開發區為載體，整合資源、促進產業集聚，推動城市發展和服務集聚，具有典型的不平衡增長的特點。在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基礎上，加強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等政策，尋求經濟結構的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增長的受益群體。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既依靠政府的強力推動，也需要廣泛的社會協同參與。一方面，具有集中決策機制和高效官僚機構的有為政府可以進行頂層設計、集中資源、實施產業政策以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通過有效的市場機制來調節社會關系和配置資源，減少社會矛盾，帶動經濟的包容式發展。

　　中國在國際發展合作實踐中也突出了聯動與協同機制的作用。西方的傳統援助理念強調援助的公共產品屬性必須同追求商業利潤的貿易和投資行為分割開；而在援助執行中，則體現為將援助重點放在社會基礎設施和促進貿易自由化，但卻對經濟基礎設施和工業化生產缺乏重視。

　　新型國際發展合作范式則通過整合援助、貸款、投資等多種資金渠道，實現要素聯動，創造規模效應，助力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發展。這種模式將合作關系從政府之間延伸到企業之間，提升伙伴國家間的經濟整合程度，推動兩國利益目標重合，減少利益沖突。公私合作是以援助帶動投資的“促資援助”，其最大優勢在于風險分擔。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環境通常具有高風險和高潛力的特點。在沒有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情況下，這樣的投資環境難以吸引國際投資，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的投資。而援助作為投資的先導，則能夠降低私人投資者對投資風險的擔心。由于政府作為擔保方和協調者，這種模式可以調動援助國投資者參與發展融資的積極性、降低了他們的投資風險，有利于建立長期穩定的公私合作關系。貿易則能推動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21世紀以來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迅速增長，同中國在非洲的歷史援助有很大的相關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援助項目的實施增強了國家間的互信，也建立了個人間的關系網絡，從而有助于企業評估和降低投資風險。因此，援助、貸款、投資“三架馬車”相互依賴可以改善援助碎片化的局面，整合區域資源，建立國家間和地區間的產業集群，幫助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

　　現代發展知識體系主要是基于西方國家早期發展經驗的建構?；谶@一“懸置性”的知識體系建立的西方發展援助模式，主導了二戰后的國際發展格局。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發展問題并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是自主探索創新的政策實踐，也在汲取眾多發展理論思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征的新型國際發展合作范式。21世紀以來，這一新型范式的實施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也為突破后疫情時代的全球發展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