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帶一路”十周年·名家訪談】

　　編者按：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于近日舉行。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從謀篇布局的“大寫意”發展為精謹細膩的“工筆畫”，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平臺，成果有目共睹。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薛力訪談“一帶一路”研究的權威專家，從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帶一路”的成果。為配合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召開，光明網將于近日分別刊發，以饗網友。

　　訪談對象：于洪君，中聯部前副部長、中國前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

　　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薛力：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動因是什么？

　　于洪君：“一帶一路”倡議目前已被公認為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最有價值的公共產品之一。這件國際公共產品的提出和推廣，具有深刻的時代必然性。

　　歷史必然性是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已經成為大勢所趨。中國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升，時代呼吁負責任大國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發揮引領作用，呼喚大國政治家以超乎尋常的膽略和氣魄，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尋求新的互利合作之道。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各國合作意愿下降，反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世界亟需新的合作模式、新的合作原則、新的合作理念。過去，西方國家操控主導國際合作，習慣于將其價值觀、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強加于相對弱勢的發展中國家，這就導致了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治理理念、不同文明形態之間的沖突與隔閡。

　　正是在這種嶄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倡導和推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應運而生。這種合作范式順應了時代發展潮流和歷史變革大勢，也順應了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共同訴求期待，因此，這件史無前例的公共產品，具有無可置疑和顯而易見的歷史必然性。

　　薛力：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這十年？

　　于洪君：這十年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持續而全面地向前推進，不斷朝著高質量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的方向邁進，成果可以說是非常顯著。習近平主席在兩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都進行過階段性的總結和概括。國際社會總體上對“一帶一路”予以了充分肯定。

　　大量的數據和事實說明，“一帶一路”不僅直接推動了中國同周邊國家乃至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聯動發展，它還超越了社會制度差異，超越了意識形態分歧，超越了經濟發展鴻溝，超越了地緣政治紛爭，助推和引領了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融合。

　　“一帶一路”充分調動并發揮了項目東道國的主觀能動性，為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同行業、不同標準、不同戰略的對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平臺。以企業“走出去”為例，我們與“共建國家”在合作項目推進過程中，必須全方位多領域地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包括尊重遵守東道國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管理體制和法律規范。這個過程實質上就是不同治理模式、不同發展理念、不同文明形態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過程。所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十年，就是推動共同發展不斷加速的十年，就是推動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十年，就是從更大范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十年。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不是中國同個別國家之間的合作，更不是“走出去”的企業同個別外國企業的“專項合作”。它所實踐和代表的，是我們的新型國際合作觀，即開放、包容、不排除與第三方合作。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亞投行，亞投行從誕生時候的飽受質疑，到現在成為僅次于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國際多邊開發機構，成員國從57個增至106個，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可以說，這個結果超出我們原有的預期，充分說明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的努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盡管目前亞投行在海外的投資力度不及中資銀行，但隨著時間和資金不斷增加，遵循最高治理標準的亞投行將逐漸體現它獨有的優勢。

　　薛力：中亞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評價如何，有什么異同點？

　　于洪君：中亞地區有五個國家，外界可能認為彼此之間差別不大，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都是伊斯蘭國家。實際上它們的內外政策和利益訴求并不完全一致。

　　土庫曼斯坦作為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對參加區域安全和經濟組織持相對謹慎態度。十年來，土庫曼斯坦向中國出口了大量的天然氣，雙方與烏哈兩國合作建設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A、B、C三條管線最多可以年輸800億立方米。正在鋪設的D線完工后，總輸氣能力將近每年1000億立方米。僅土庫曼斯坦每年就可向中國出口650億立方米。2023年，土庫曼斯坦政府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復興絲綢之路”戰略對接的諒解備忘錄，兩國將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繼續深化互利合作和文明互鑒，推動構建中土命運共同體。

　　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地區的“雙內陸國”，但歷史文化底蘊豐厚，治國理政思路獨特。很長一段時期，該國為維持低債務水平，曾有意與國際資本保持一定距離，有人因此判斷該國“封閉”“保守”。實際上，自米爾濟約耶夫出任總統以來，烏大力推行各項改革，市場開放度和投資自由化力度不斷增大。經濟發展活力也越來越大。近年來，烏茲別克斯坦積極發展對華友好關系。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雙方“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各項合作全面推進，兩國在經貿、能源、互聯互通等領域不斷取得重要成果。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更加積極。我們僅以哈薩克斯坦為例。作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首倡之地，該國十年來不僅積極開展對華經貿、產能、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而且建設了以奇姆肯特煉油廠、阿拉木圖光伏電站、札納塔斯風電場、圖爾古孫水電站為代表的一批示范性項目，還在通信、數字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等新領域取得了實打實、沉甸甸的成果。此外，哈薩克斯坦通過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獲得了與亞太國家經濟聯系的“出海口”，中哈連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及集裝箱碼頭每日吞吐量超過150萬個集裝箱，已經成為高效協調遠洋航運、深海港口、內河航道、國際班列和物流站的樞紐。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這十年，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持續深化。今年5月首屆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舉行，習近平主席會晤中亞五國元首并發表主旨演講，高度肯定了中國同中亞國家推動絲綢之路全面復興取得的歷史成就，并就構建新時代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系列倡議主張，宣布了多項務實舉措。相信未來中國與中亞國家將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推進合作更上一層樓。

　　薛力：“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外交政策發生了什么變化？

　　于洪君：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但不言而喻，中國的外交政策始終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調整。30多年前，我們曾提出堅持“韜光養晦”，后來提出過積極“有所作為“，近年又提出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這些調整變化，意味著中國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要更強有力地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題發揮，將中國和平崛起歪曲為“中國威脅”，近年矛頭直指“一帶一路”倡議，污稱我國違背“市場規律”，布設“債務陷阱”，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堅持平等協商，堅持尊重各國的自主選擇。中國注重保持透明和開放，注重與各國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注重與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互為補充。中國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終極目標。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與近年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一脈相承，都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生動體現和重要抓手，共同彰顯著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致力和平與發展，謀求合作與共贏的時代擔當和優秀屬性。

　　薛力：“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后，中國的國家形象有什么變化？

　　于洪君：“一帶一路”用十年來的切實發展成果，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了開放、包容的合作者和建設者形象。國際社會通過“一帶一路”合作，找到了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超越社會制度差異，超越地緣利益紛爭，超越發展水平鴻溝，共謀發展進步的新方向、新目標。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也招致了一些不客觀、不友好的評價，引發了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戒心和猜忌。這是由于“一帶一路”模式沖擊了既有的西方國際合作模式，打破了從前西方國家劃定的勢力范圍和霸權體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對沖“一帶一路”，推出了以“B3W”為代表的另類合作計劃。對此，我們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要正面回應合作伙伴對“一帶一路”的疑慮和責難，相信國際社會自有公論。

　　薛力：對于“一帶一路”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下一步我們該如何應對？

　　于洪君：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前無古人、涉及全球的重大事項，在這個過程中遇到困難和風險、壓力與挑戰，在所難免。我們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涉及國際政治關系、世界經濟格局、地緣安全架構、文明共存態勢，深刻性與復雜性超乎尋常。

　　因此，“一帶一路”的風險與挑戰也表現在政治、經濟、生態、人文、安保等各個方面，其中既有西方勢力惡意炒作破壞中國與東道國的合作，也有因為地區安全局勢動蕩所引發的意外沖擊，還有違法犯罪、恐怖主義、流行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因素造成的損失，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經驗不足、手段不足、能力不足所導致的諸多問題。

　　下一步我們要針對上述情況做階段性反思和針對性整改，以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為目標，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例如：進行資源整合，對目前千軍萬馬走出國門的局面進行有序引導和控制，避免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現象；對當地政策環境做好跟蹤研究和預判，涉及政治問題、民生問題和歷史文化問題的項目要根據實際情況妥善處理；對項目整體有客觀的論證和評價，完善風險評估機制，規避前景不明或效益不彰的項目，強調依法合規經營，按照國際規則行事。

　　薛力：智庫與高校如何參與“一帶一路”？

　　于洪君：智庫就是思想庫，某些情況下，也可稱作智囊團，發揮參謀、顧問作用。我國智庫發展很快，無論從事國別與區域問題研究的學術型智庫，還是直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專業型智庫，都可以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穿針引線，搭建橋梁，起到上通下達、出謀劃策的作用。智庫可有針對性地為相關項目或工程進行可行性研判或評估，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建議，但要避免千篇一律、自說自話，陷入學理主義和繁瑣考證。國家要大力推進“一帶一路”智庫國際交流與合作，尤其要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豐富多彩的智庫交流，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推進“一帶一路”人力資源培訓和職業技術教育合作。這不僅有助于增進共建國家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和理解，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共建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社會經濟情況，更深入地了解當地的民情民意，為促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造福共建國家人民，做好政策咨詢和對策建議服務。

　　薛力：NGO如何參與“一帶一路”？

　　于洪君：中國NGO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背景與作用，千差萬別。總體上還處于一個起步階段，社會認可度不是很高。長遠看，鼓勵并扶持中國特色NGO健康發展或許勢在必行。未來要積極鼓勵有實力有影響敢作為善作為的中國NGO“走出去”，作為政府和市場的補充性力量，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助力“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訪談時間：2023年7月5日；訪談地點：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錄音稿整理：許曉藝，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錄音稿校對：薛力。本文經受訪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