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學玉（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公共安全研究院教授，山東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

　　在當前變亂交織的世界政治中，在全球安全危機不斷加劇的形勢下，如何追求國家安全以及如何實現國際安全的問題，再一次成為決定人類共同命運和發展方向的全球性選擇，迫切需要超越已有的國際安全理論與范式，審視現實中國際安全沖突的復雜條件和實踐邏輯，提出既能滿足國家安全需求又可實現國際安全供給的新思路和新框架，推進全球安全新共識的形成，因此有著時代性、戰略性和全球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基于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傳統和新安全觀的核心理念，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希望為破解當代安全困境提供系統性方案，期待以此推動國際安全問題上的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

　　全球安全倡議與中國以往提出的安全理念一脈相承，是新形勢新實踐下的一次提煉和升華。全球安全倡議是近年來世界主要大國中較為少見的一項系統性地總結現有國際安全理論與實踐活動的局限性，思考、設想和倡導更加符合全球變化走勢的安全觀念和安全政策的倡議，是一個創新性貢獻，并呈現推動國際安全合作的兩個新特點：

　　從全球的視角認識國際安全與安全合作問題

　　保障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的安全政策的出發點和根本目標，但國際體系和國家間的互動決定了國家安全的程度；全球性問題挑戰和威脅的存在導致國家中心論和傳統安全觀并不能提供實現國家安全所必需的足夠條件。因此，需要從全球安全的高度，從聯系、互動和一體的角度思考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問題。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議統一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個維度，將其視作一個不可分割的體系，甚至在安全理念和優先事項的確立中更多地強調了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尤其是期待通過全球性問題的應對起到防范化解傳統的安全困境難題的效應。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議從“地區構成的世界”和“全球中的地區”視野出發，把全球眾多的地區安全治理列為重點合作方向，根據這些地區的秩序結構、地區熱點問題、安全挑戰、地區發展需求以及地區建設（地區主義）的特點提出了極具針對性的安全治理目標與路徑，加強了地區多樣性和全球統一性安全治理的有機聯系。全球安全倡議的提出表明，盡管當今世界“去全球化”和地緣政治之風盛行，中國的“全球性”思維卻越來越強烈，并頻繁地通過積極的外交實踐加以表達和反映。

　　通過目標設定和過程建設的結合增強安全合作的實踐性

　　即使是一項結構宏大的涵蓋全球威脅與沖突的根源以及多維度地處理國際安全關系的合作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也堅持了問題導向。倡議通過重點合作方向明確了在全球層面及不同地區內存在的諸多復雜多樣的安全挑戰，設定了全球和地區安全治理的具體目標，如烏克蘭危機的對話談判政治解決、中東國家通過對話改善關系以及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化、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完善等，期待卷入沖突的或者面臨嚴峻安全環境的國家能夠轉變安全關系思路并以各種恰當可行的方式解決各自的安全問題，以消弭國際沖突的根源，推動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發展。這種目標設定模式是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的一種獨特的戰略與機制。它首先設定共同的目標，各方以對話與協商匯聚問題解決的共識，通過多樣的政策與行為和較為松散的協調方式走向共同目標。

　　鑒于安全問題的復雜性和挑戰性，這種集自愿性、漸進性與靈活性于一體的安全治理模式更有可能便于相關國家進行溝通和交流，推動安全政策的相互調適和兼容，至少有助于實現部分安全問題上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尤其是在非傳統安全等功能性的安全事務領域。全球安全倡議也注重邁向這些目標的過程建設，堅持過程導向，強調外交溝通交流及其機制的重要性。任何倡議目標的實現都有賴于倡議發起者和支持者的共同努力，既需要發起者強有力的外交行動，也要依托多邊制度框架發揮作用。在全球安全倡議的重點合作方向和平臺機制中，中國都對自己獨特的深度貢獻作出了承諾，從加大對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瀾滄江-湄公河合作專項基金和太平洋島國資金的投入，到推動高級別政府間對話和政策溝通活動以及與聯合國有關和平建設和沖突解決的架構等現有各種多邊機制合作關系的加強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

　　如同“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實踐表明的那樣，全球安全倡議也必將豐富和拓展中國積極的外交實踐。過程建設還表現在將安全倡議嵌入從上合組織、金磚機制到亞信會議等多邊制度框架之中，凸顯其多邊的屬性，同時也賦予相關多邊制度更多的安全合作功能。目標設定和過程建設的結合增強了全球安全倡議的合法性、可實踐性和有效性，能夠促進其核心理念與原則的具體落實和執行，確保其取得實際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