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海霞（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秩序的變革及重塑一直備受國際社會關注，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全球權力格局、大國關系以及治理機構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如何重塑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就成為關系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現實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對世界好、對世界各國人民好，要由各國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說了算，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秩序重塑提供了理論指引與實踐路徑。

　　國際秩序重塑已成為當今大國博弈的核心主題

　　當前世界在團結與分裂中相互激蕩，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卻被美西方視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指責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持續挑戰的潛在競爭對手”。美國2022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再次宣稱“我們正處于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之中”。繼201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把主題定為“國際秩序的崩塌”之后，2023年《慕尼黑安全報告》再次寫道，“相互對立的愿景沖突變成了殘酷而致命的現實”，還把國際秩序發生的改變謬稱為“修正主義時刻”。

　　兩種不同的國際秩序愿景和不同的戰略敘事越發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美國還是堅持依據實力原則建立等級式的、結盟對抗、封閉排他的國際秩序，卻宣稱是“基于規則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而中國則堅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秉持加強國際法治、多邊合作、尊重國家主權、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以發展促人權的基本原則。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打著所謂“規則”旗號破壞國際秩序、制造對抗和分裂的行徑。

　　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面臨三重危機

　　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也被稱為“自由國際秩序”或“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按照自己意愿解釋和統治世界的霸權心理，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演變成對抗中國的借口和托詞。這一秩序最初提供了促進經濟穩定的國際治理機構和在西方國家內部建設“安全共同體”的社會目標。冷戰結束后，隨著這種“內部”秩序向外擴張，美國的“自由主義邏輯和帝國邏輯”交互發揮作用，所謂“基于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面臨著三重危機。

　　一是構成基礎遭遇動搖。所謂“基于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由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構、以美國為中心的軍事同盟以及自由人權價值觀構成。隨著“全球南方”的日漸強大，他們開始尋求更大的發言權和議程設置權，并致力于塑造共治共享的國際秩序，美歐日的核心地位被新的全球權力格局打破。習近平總書記就此指出，“全球治理應該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

　　二是合法性受到質疑。盡管美國宣稱“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和安全的國際秩序”，但是國際有識之士都在問“這是誰的秩序、反映誰的規則、規則使用的目的是促進誰的利益？”“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的謊言在美西方奉行的“我們的秩序、我們的規則和我們的利益優先”的現實面前不攻自破。北約作為美國霸權力量的延伸，不斷尋求地理突破，謀求北約全球化、亞洲北約化。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北約在中東和北非國家發動的戰爭行為，被視為以國家安全之名行踐踏他國主權之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迷信實力地位，擴張軍事聯盟，以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安全，必然會陷入安全困境”。

　　三是人權價值觀陷入困境。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內部民主問題、人權問題日益凸顯，西方政客卻對此諱莫如深，反過來對發展中國家橫加指責，粗暴干涉。美西方打的人權牌，被認為是西方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尤其是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美國的長臂管轄、治外法權一再表明“規則”和“秩序”都是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的政治操作，西方政府對他們違反國際法的諸多行為的沉默，是對他們所聲稱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說辭的極大諷刺。

　　國際秩序的重塑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引領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天下大同”思想，又有著深刻的世界意蘊，是引領世界避免惡性競爭，順應時代潮流展開全球協作從而引領國際秩序重塑的鮮明旗幟。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更高層級的合作概念”，超越了霸權主義邏輯，開創國際交往新模式，助力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塑造國際政治新秩序。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國際沖突主要源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國際秩序的穩定很大程度上需要由霸權來維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霸權穩定論，主張不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中國致力于在外交實踐中不斷提升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著力打造區域命運共同體和雙邊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國際政治新秩序。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國家間的合作應該以服務全人類為宗旨”，超越了集團政治的“圈子”規則，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助力共建人類安全共同體和塑造國際安全新秩序。現在一些西方國家以推動“基于規則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愿景為借口，打造多邊軍事同盟，還主張組建民主技術聯盟，這是典型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為破解國際關系中廣泛存在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嶄新思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張“共建團結、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超越了資本至上邏輯，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助力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和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美西方一些國家將發展議題政治化，泛化國家安全，搞經濟—科技脫鉤，加劇了發展鴻溝。與這種封閉割裂的行為相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資本至上邏輯，因為“世界長期發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國家越來越富裕而另一批國家卻長期貧窮落后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以形成國際合力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現。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張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指引，超越了普世價值論和文明沖突論，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助力推動全球文明交流互鑒和塑造國際文明新秩序。美西方名義上宣揚民主、自由、平等，實質上是強行輸出民主模式和政治模式，制造“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民主與威權”的對立。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注入新動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超越了短視功利的生態觀，助力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和塑造國際生態新秩序。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后經常出現盲目發展生產力而對環境無序開發、粗暴掠奪的現象，很多國家都經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老路，現在應該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塑造國際生態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