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盤和林（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周子銘（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持續創新，數字經濟正在從多個維度對社會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進行升級和重塑，躍然成為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引擎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驅動力。在此背景下，把握時代機遇，在尋求經濟發展、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協調統一的基礎上，推動數字經濟賦能城市綠色發展，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實現最高經濟產出，是我們直面生態環境現實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

　　城市綠色發展是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生態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逐步完成了從服從到共生、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響應的轉變。堅定不移繼續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人居生態環境的關系，不僅是實現經濟和生態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的迫切要求。

　　城市綠色發展的關鍵在于經濟發展不能以透支生態環境為代價，要求以最低的資源和環境投入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產出，這從根本上取決于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組合、比例搭配及其使用方式。數字經濟作為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等傳統經濟后的新經濟形態，憑借其高滲透性、規模效應及網絡效應能夠對經濟體內部稟賦及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做出及時回應。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持續創新，數字經濟正在從多個維度對社會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進行升級和重塑，躍然成為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引擎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驅動力。在此背景下，把握時代機遇，在尋求經濟發展、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協調統一的基礎上，推動數字經濟賦能城市綠色發展，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實現最高經濟產出，是我們直面生態環境現實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

　　1數字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

　　對于綠色發展而言，數字經濟的重要意義不僅體現在對總量的貢獻上，更重要的是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一方面，從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來看，數據要素不僅具有低成本及大規模可獲得性，更具有勞動、資本、土地等傳統要素不具備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低成本復制等特征。這使得數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以知識、技術、信息和數據替代了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要素成為了主要的生產要素，因而數字經濟本身就屬于環境友好型產業，優化了要素配比結構，對城市生態環境的損耗更小。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歸結于技術滲透與產業融合，并且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通過擠壓城市內部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倒逼落后低端產業升級，優化城市產業結構，在整體上達成城市綠色發展的效果。

　　2數字經濟的資源配置效應

　　城市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矛盾的根源在于各類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模式及供需間的匹配程度不高。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數據的獲取與分析打破了時空限制，信息的非對稱與非完整程度得到大幅度減弱。作為新興的資源配置工具，數字技術可以從供給端、需求端兩側發力，重新配置城市的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依托數字技術的有效整合、配置產業鏈上的資源，促進資源的利用效率提升，為城市綠色發展的推進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不僅如此，在數字經濟的實踐中，隨著數據資源的激增和機器學習算法的優化，更多有效信息和經驗得以挖掘提煉，這將促進內在有效信息的提取利用和分析評價，降低企業運行的不確定性，從而推動產業的技術創新和資源利用的長期規劃，倒逼企業提檔升級求生存，向創新綠色高效轉型。

　　3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

　　工業經濟情境下，無論是要素驅動型還是投資驅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均以高排放與重污染為顯性代價。而數字經濟情景下，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將催生出眾多數字型低碳技術、能源技術與環保技術。盡管這些技術在效率提升和價值創造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同其他要素一樣最終會遵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但這種效率的提升或生產方式的改進卻能在新技術的發展下使其他要素呈現“邊際報酬遞增”或者“邊際報酬非遞減”。同時，數字技術還可以激勵企業主動采用電子清潔工藝、高端存儲能源和污染處理遙感機器，革新傳統的產品服務創造方式與價值盈利模式，如能源行業生產的精準監測計量技術，使得企業的智能制造車間能夠基于數字數據融合驅動，實現污染排放預測與低碳控制等。

　　4數字經濟的智慧治理效應

　　數字經濟可通過數字技術加強監督約束，從而實現對城市的綠色治理。對于企業而言，可通過生產流程自動化、信息化升級實現智能監控、實時監控與精細監控，進而加強對企業日常生產與經營的全流程、全時段監督與約束，從而減少排污企業(或治污企業、監管部門等)出于自身發展和盈利的考慮做出謊報污染治理真實情況或者規避環境污染治理的“逆向選擇”問題。對于社會而言，數字經濟也能發揮出信息擴散效應與知識溢出效應，探索大眾參與的環境規制模式，進而提升居民綠色發展意識，并通過構建生態保護的反饋機制和傳播積極的綠色生活理念來改善城市的生態效率。

　　以深圳為例，深圳數字經濟風頭正盛，2021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突破9000億元，占全市GDP比重超過30%。同時，深圳市還建立了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培育了華為、中興通訊、騰訊等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數字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資源配置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智慧治理效應所釋放的綠色經濟紅利巨大。如深圳市經濟總量居全國前列，2021年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卻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1/3和1/5，清潔電源裝機占比近80%，國際低碳清潔技術合作交流平臺、深圳排放權交易所與金融機構碳金融合作項目也紛紛落戶，破解了空間、資源、人口、環境難題，城市綠色發展動能強勁。

　　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數字經濟具有促進城市綠色發展的功能，但同數字經濟發展規模相似，這一功能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異質性。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區域間的融合程度與聯系不斷加強，但這種空間關聯更多地體現在地區經濟發展間的互動和聯系上。在未來瞄準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顯然要對城市建設和發展提出更高的“綠色”要求。

　　這便要求在推動城市綠色發展過程中不僅要因地制宜，更要加強協同與聯動，充分考慮數字經濟對生態效率提升效用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和互補性作用。一方面，需要提升各區域數字經濟治理的系統性及協同性，破除新模式、新業態的行業壁壘和地域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依托地區比較優勢，通過引進人才和技術，打造特色數字產業，實施數字經濟賦能城市生產空間轉型差異化發展路徑，釋放數字經濟在改善生態效率方面的區域優勢。毫無疑問，這也是數字經濟賦能城市綠色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