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建麗（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基于對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加大的憂慮，重溫馬克思的基本方法和理論洞見，探索人類社會對于資本主義體系的替代性方案，尋求更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之道，成為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新的歷史議程和理論主題。以美國批判傳播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英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等人為代表的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數字化鴻溝與隱形控制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從不同視角呈現出全球數字治理危機。分析席勒、福克斯、斯邁思等左翼傳播學馬克思主義的數字資本主義批判成果，有利于呈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資本邏輯主導下的數字鴻溝、隱形控制及其為全球治理帶來的新風險，揭示技術、資本、權力整合形成的超級權力對國家間不平等的加劇，探討公共數據共享、網絡空間安全對于全球數字治理及人類數字文明新形態的未來意義。

　　數字鴻溝對全球治理的平等化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當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以及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動力，人類所經歷和正在經歷的，就是席勒所言的數字資本主義，其典型特征體現為：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有西方學者認為，數字技術可以超越資本主義舊的結構性不平等，引發資源共享和共同創造的革命性變革，甚至斷言數字技術將造就“無摩擦的資本主義”。與此觀點不同，以席勒、福克斯、斯邁思等人為代表的西方左翼學者則從批判性視角，對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不平等問題，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探討，并由此得出結論：數字技術帶來社會空間均衡化發展的可能性，并不意味著社會不平等和分化已經消失，而是變得越發嚴重。

　　福克斯揭示了“生產性消費者”（互聯網商品用戶）如何既作為消費者，又通過分享作品、投票、評價等在線參與方式，為互聯網公司提供無償勞動，而這種免費的“自由”勞動，很容易遮蔽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在他看來，跨國數字資本充分使用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生產方式，以及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加速、加強對各種形式的數字勞動者的剝削，在國際范圍獲得最大化的利潤，進而造就了一個剝削全球數字勞動的不正義的“世界”。

　　席勒也指出，數字資本主義帶來了激進的社會和技術變革，但并沒有減輕，反而可能增加了不平等和資本的統治。當20世紀70年代人們普遍寄希望于信息與通信產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資本主義擺脫危機時，他卻給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答案：數字化不僅不會減緩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縮小經濟不平等的差距，減少勞動剝削，相反，數字資本主義正日益呈現出“數字化衰退”的趨勢。數字網絡對2008年以及之后持續至今的停滯危機的嵌入式影響，具體表現為市場體系的進一步深化。

　　通過分析市場、技術、教育等領域的相關變化，席勒指出，在新自由主義或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影響下，電信系統已被賦予一種全新的社會目的。這種劇變增強了跨國公司的實力，同時也加劇了現有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不僅如此，互聯網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整個電信系統，構成跨國化經濟活動的首要特征，跨國網絡化生產不但扮演著新自由主義政策變革先導的角色，對弱小主權國家構成威脅，而且對全球勞動市場及世界勞動分工產生深刻影響。公共服務的福利主義日益被新的市場邏輯所取代，社會不平等日趨嚴重。

　　因此，數字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增加了市場制度的不穩定性及種種弊端，即不平等與以強削弱。以美國為主導的新帝國主義更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金融資本為主宰，通過支配核心技術和網絡處理器實現其經濟霸權，數據霸權對經濟社會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巨大影響。與此相應，知識壟斷也已經成為數字帝國主義掠奪全世界財富的全新手段，數字帝國主義正在加劇全球不平等。可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數字化并不意味著已經消除了階級對立和剝削，相反，數字技術與資本的“聯姻”，使得數字化體現為資本占用勞動產品，并將其轉變為私人積累的工具。在現實世界中，有產者和無產者、被連接的和未被連接的，到處都存在巨大的數字不平等的鴻溝。

　　簡言之，伴隨數字技術的普及以及資本的全球流動，新的社會不平等出現，互聯網的剝削傾向加劇，數據所有權與數據掌控權之間的“數字鴻溝”日益加深。結構性的數字不平等造成社會財富向統治階級流動，弱勢群體不僅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由于掌握數字技術能力的限制而被剝奪了一系列基本需求。此外，數字鴻溝還可能催生不同形式的權力，從而引發社會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數字化帝國的形成，甚至可以將極端不平等的兩端壓縮在同一個空間場域，從而創造出大資本對弱勢群體的盤剝。

　　意識工業生產與隱形控制對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進程構成挑戰

　　如果說席勒、福克斯主要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對全球治理平等化進程產生的深刻影響，斯邁思的意識工業生產與隱形控制，則揭示了網絡技術的民主潛能幻象，及其對全球數字治理民主化進程所構成的挑戰。斯邁思把數字勞動上升為意識工業來加以理解。根據斯邁思的論述，基于光譜（頻譜）的無線技術的發展，能夠克服將工作場所與娛樂場所分開的時空障礙，人們能夠隨時隨地平等地獲取網絡，并通過網絡獲取任何需要的數據和信息，網絡的繁榮與民主假象，遮蔽了交換價值是基于使用價值的事實。所謂“意識工業”，在斯邁思那里主要是指一種強調生產性接合的通信能力和對意識本身的全面管理。

　　在意識工業的生產中，作為商品的受眾至關重要。受眾為廣告商所付出的免費勞動，從總體上確保了商品的銷售和消費，但由于這種免費勞動隱藏在娛樂、閑暇的表象背后，因此，受眾對網絡技術之民主潛能的幻想就很容易遮蔽一個事實：在數字資本主義中，信息的交換價值壓倒了使用價值。換言之，伴隨數字網絡技術對我們生活的不斷媒介化，一種隱形的數字監控已經悄然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不但處于這種隱形數字監控中的個體淪為無償的文化勞動力，而且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日益面臨淪為資本增殖工具的危險。

　　從福柯的“懲戒社會”，到德勒茲的“控制社會”，再到韓炳哲的“透明社會”，對于民眾的控制已經不再是建立在機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活動的身體、情緒和資本流動的持續不斷的監視基礎上，民眾從信息上被解讀，成為“被解析”的對象。甚至如韓炳哲所言：如果說福柯曾以全景監獄來描述現代社會對個體的規訓，那么目前，我們并沒有經歷全景監獄的終結，而是一個全新的、非透視的全景監獄的開始。在韓炳哲看來，超交際構成“透明社會”中人際交往的特征，個體在其中通過自我展示和自我揭露，參與到“透明社會”的建造和運營中。當人們不再基于外部強迫，而是出于自發需求去暴露自己的時候，當泄露個人私密領域的擔憂和恐懼，讓位于展示自己的需求時，監控社會便趨于完美。

　　“監控資本主義”是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如果說“監控資本主義”表達了對自由市場秩序遭到破壞、社會民主遭到威脅、個體生存遭遇危機等一系列數字化病癥的關切，那么，韓炳哲的“透明社會”則進一步揭示了從“被監控”走向“自愿展示”這一更加深層的數字化心理依賴。無論怎樣，數字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似乎并沒能提供基于平等、信任的民主愿景，因為信任只在“知”與“不知”之間才有可能存在，而“透明”是一種消除了所有“不知”的狀態，因此，它沒有為信任留下任何空間。至此，意義發生反轉，越是透明，越是不信任。高度透明的社會，恰恰是一個高度不信任的社會，是一個道德基礎脆弱不堪的社會。由于信任日漸消失，社會便更加依賴監控。

　　此外，透明社會完全遵循績效社會的邏輯，“徹底照亮”意味著“極盡剝削”。克里斯多夫·庫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在其《微粒社會》一書中指出，數字化時代陷入一種治理悖論：高度不透明的數字化機器，正在創造著無法辯駁的透明。這一治理悖論所產生的治理難題表現為：如何才能在將程序變得透明、對審查開放的同時，又不忽視公司和國家對于保密的正當訴求。國家陷于壓力，一方面要保護民眾，使之不為數字化耀眼的光芒所傷；另一方面又要將光芒照進機器的黑暗之中。這個既不透明又透明的悖論，也引發我們對智能機器及其內在算法的反思。一方面，一種新的、幾乎無法控制的權力對我們進行無情的透視和計算；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的是“看不見的機器”，數字化的機器擺脫了我們的控制，擁有了巨大的權力。這種權力以其隱形支配和統治的邏輯更加深刻地根植于文化和社會之中，成為一種隱形的規范，塑造著人們的信仰體系。

　　認為數據能夠解決一切的意識形態幻象，進一步造成數字化治理的“去政治化”趨勢，數字帝國主義借助于這種極具隱蔽性的“大數據實證主義”，對全球數字信息進行監控和掠取，嚴重威脅著各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安全。赫伯特·席勒提出“信息地緣政治”概念，強調信息對于實體空間的影響與控制。他認為，算法對網絡空間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算法權力帶來的數字鴻溝和國際信息操縱兩方面。數字鴻溝在算法的加持下，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網絡空間中的差異愈加明顯。通過算法操控，發達國家得以在社交媒體網絡故意散布誤導性信息，借助基于數字算法的傳播模式操縱公眾輿論。

　　全球數字治理與人類數字文明新愿景

　　隨著全球數字化的深入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然而從全球范圍來看，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新的數字治理規則尚未建立，制度供給嚴重缺失，傳統的全球治理機制受到沖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思潮抬頭，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無法適應數字全球化時代的發展要求，治理赤字呈現加劇趨勢。

　　政府應自覺應對網絡時代的風險和挑戰，推動建立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營商環境，破解當前的全球數字治理赤字，特別是以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促進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數字鴻溝和數字壁壘為主要目標。全球數字經濟是開放和緊密相連的整體，合作共贏是唯一正道，封閉排他、對立分裂只會走進死胡同。

　　數字技術的加速運用既可能加劇全球不平等，也可能成為扭轉全球不平等加劇的催化劑，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擺脫資本利益的主導和羈絆，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和運用無疑會加深已有數字鴻溝，進而造成碎片化和離心化的社會撕裂，最終破壞數字技術的良性發展進程；反之，如果在不斷創新、完善數字技術運用的同時，始終自覺考慮如何應對可能的風險和不平等挑戰，自覺摒棄排斥、控制和競爭的價值觀，代之以包容、共享和互惠的價值觀，減少可能擴大的不平等，則可能導向彌合數字鴻溝、加強全球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人類數字文明的美好前景。在開啟人類數字文明新時代的征程中，中國無疑將發揮更加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堅定踐行“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排他，努力擴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的全球治理觀，激發數字經濟合作的潛能和活力，造福全世界人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全球治理視域下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研究”（20BKS16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