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一飛（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基于自由主義思想的國家間互動模式及其結果。當下，該秩序正在經歷新一輪由興轉衰的歷史演變過程。如果這一秩序因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固有特征和全球宏觀條件的周期性惡化而衰退頻發，則終將走向自由主義思想的對立面并徹底終結。

　　自由主義思想的源起與演進

　　自由主義思潮源起于歐美資產階級的持續壯大及其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隨后又極大地反作用于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治經濟活動。在不同歷史階段，自由主義思想的關注對象與核心問題因時而異。早期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由約翰·洛克的《政府論》堅實奠基，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揚光大，他們以近乎革命式的熱情搭建了“個體權利至高無上+分權政治天然正義+自由市場必定繁榮”這一思想框架，打破了國王和貴族對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地位。歐美國家借此實現了生產力高速發展，并于19世紀中葉出現對外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戰爭的高潮。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乃至世界大戰的爆發，人們開始根據新形勢的需要，對較為原始的古典自由主義主張進行反思和修正。比如，約翰·凱恩斯等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國家權力挽救“自由市場失靈”的作用。羅伯特·基歐漢等國際關系學者則以其對相互依賴的科學論證和對國際機制的極力推崇，大大促進了國際政治合作的理論可行性。在長期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流的環境中，更為細膩和規范的凱恩斯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等思想在西方國家應運而生。

　　盡管自由主義思想的研究對象和政策主張不斷演進，但其人性觀、世界觀、方法論等核心理念在各個時期均保持了歷史的連續性。自由主義者堅信“人性本善”，至少“人性有傾向于合作的成分”，因此人類個體才能自組織為國家和社會；基于如此人性，無論出于自然形成抑或人為設計，世界必是整體秩序不斷優化、個體幸福不斷升級的進步之所，至少在秩序和幸福被破壞時，人類會依據合作理性將自身發展調整恢復至進步軌道；因此，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個人或國家之間均可以且應該開展道德性的、規則性的、理想性的政治經濟合作。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何以成為可能

　　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冷戰結束后至2017年之前主導西方國際秩序的主流思想，這一歷史現象主要由自由主義思想的兩種進步作用與美國對外戰略共同推動形成。

　　首先，自由主義在一定階段內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一方面，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給西方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歐美大國長期處于高壓對抗與巨量消耗狀態，政治對經濟的壓制已瀕臨極限，各國民眾均渴望通過全球化等自由主義方式加速資源的快速流動與優化配置，恢復正常社會生產，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熱戰與冷戰的對抗中，西方各國軍事科技均取得重要突破，大量軍用技術有待轉化為民用技術并服務于資本增值。因此，西方國家發展生產力的現實需要自由市場與寬松秩序。

　　其次，自由主義在一定階段內符合現代化生活要求。現代化進程的本質是政治權利和物質財富不斷從“少數人”向“多數人”輸送的過程。比如，18、19世紀歐洲的政治權力和物質財富從極少數國王和貴族流向人數更多的資產階級。在20世紀長期的國際對抗下，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資源被迫集中，冷戰結束后，其一度放緩的現代化進程開始加速，自由主義的進步史觀與此耦合并強有助益。

　　最后，美國的對外戰略需要以合作理性進行道德包裝。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建立了符合美國利益的霸權秩序。但是，以強制力方式支撐霸權的成本過高。為迅速跨過“奧古斯都門檻”，培養和強化其他國家服務美國的內驅動力，以較低成本維持本國霸權地位，美國大肆渲染自由主義思想中推崇道德、規則與合作的一面，并將本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話語規則霸凌、地緣政治野心、金融科技壟斷均包裝為大公無私的國際貢獻與良性合作。這在客觀上既提升了自由主義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國際合法地位，也一度鞏固了美國霸權地位。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緣何走向衰落

　　然而，以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脫歐為標志，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開始急轉直下，走向衰落。一方面，歐美國家內部身份政治興起，社會思潮混亂，分配機制失靈，民眾對自由主義的生活和發展方式普遍產生懷疑。另一方面，國際關系中大國政治再興，現實主義回潮，非國家行為體地位上升的趨勢被打斷。這一國際秩序演變趨勢主要源自三種變化。

　　一是西方資產階級正在走向現代化生活的反面。在以革命、改革和對外戰爭等方式推翻國王和貴族的統治后，政治權利和物質財富確實被人數更多的資產階級分享。因此，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資產階級具有現代性尺度下的歷史進步性。然而，當資產階級壟斷政治經濟資源后，卻因崇拜無限增值的資本主義精神而拒絕引導資源繼續下沉，未能造福更廣大的社會民眾。如此，西方資產階級便在事實上站在了現代化生活的對立面。在財富兩極分化、社會撕裂加劇、民粹主義嚴重的現實比對下，自由主義包裝在西方國家內部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

　　二是美國科學技術創新速度與產業化進程正在放緩。作為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大維護者和受益者，美國為自由主義思想提供物質基礎的能力正在下降。一方面是因為資本力量為求縮短盈利周期，愈發傾向于投資娛樂、金融等快進快出行業，耕耘周期較長的基礎科學研究進步速度緩慢。另一方面是因為有限的科技創新主要由高校、研究機構主導，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差距較大，科研項目更多淪為數學模型，成為自娛自樂的游戲。因此，美國由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利益增量空間嚴重縮水進而被迫轉向與全世界爭奪利益存量，致使國際社會戾氣大增，合作氛圍遭到破壞，自由主義思潮頓歇。從這一角度講，中美競爭只是美國與全世界競爭的組成部分，絕非美國對外競爭關系的全貌。

　　三是全球治理赤字客觀上要求國家權力“回歸”。經過冷戰后近30年的飛速發展，全球范圍內涌現出大量非國家主體無法解決的治理難題。比如，環保政策協調、各類難民安置、糧食能源危機等，個人、企業或國際組織均無法從根本上予以有力應對。然而，受主權條件約束，國家出面解決全球治理赤字便意味著政治、安全、意識形態等權力要素的地位自然上升，國家要以“秩序”解決“自由”遺留的問題便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各種秩序設想之間的沖突。國家權力“回歸”也許不是解決全球治理赤字的最佳方案，卻是當前政治條件下人類的必然選擇。自由主義思想所提倡的基于國際機制形成的全球合作進程不得不暫時告一段落。

　　西方國家推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能否復興和延續，主要取決于資產階級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其壟斷財富的本能沖動，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將戰略關注轉向創造利益增量，以及全球治理赤字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緩解。自由主義思想只有對生產力發展、現代化生活與國際合作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才有可能為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注入生命活力；反之，則只能淪為西方國家并不合體的“皇帝新衣”。盡管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本輪衰退或將因某些政策調整在未來某一時刻峰回路轉，但若因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固有弊端與全球宏觀環境的周期性惡化，該秩序在更長周期內衰退頻率過高、恢復耗時過久，則終將因“休止符”連點成線而走向徹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