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江、賈?。ㄖ袊鴩H問題研究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習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國同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的背景下形成和發展的，同一些西方國家零和博弈、強權政治等陳舊思維形成鮮明對比，回答了中國應當推動建設什么樣的世界、構建什么樣的國際關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打破了國際關系理論的西方中心論，開辟了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新境界。

　　反思西方國際關系理論

　　以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脫胎于同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國際法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密切聯系中，雖然歷經多次論戰而逐漸體系化、規范化，但仍舊打著西方歷史、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在這一進程中，國際關系的風云變幻是推動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重要變量。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國際秩序錯綜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國際秩序轉型和重塑、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等議題受到我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普遍關注。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無論從理論分析還是政策實踐上，對于解決國際關系發展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都顯得力不從心。

　　一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內生發展的能力趨于停滯化?？v觀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歷程，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主流理論”先后發展并產生廣泛影響，為研究宏觀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框架。此后，國際關系研究在三大“主流理論”的基礎上演繹和改進，從解釋國際體系到解釋國家對外政策，使國際關系理論向著對外政策理論轉變。對外政策理論屬于中觀理論或局部理論，研究特定國家的特定行為，回答國家如何應對外部壓力等問題，與國際關系理論在分析層次、解釋變量和關注焦點等方面存在差異。

　　如果說三大“主流理論”曾經呈三足鼎立之勢，那么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方法的“范式之爭”則是實證主義大獲全勝。當前，西方國際關系學界仍注重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如學術論文是否運用數據、模型、推演等量化研究方法，關系到研究者的學位申請、畢業求職、期刊發表和職稱晉升。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后實證主義理論的聲音逐漸被忽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看似更加“專業化”“科學化”了，但實際上其研究思維被固化、思想受束縛，已出現思想性理論匱乏的桎梏。

　　二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趨于無力化。當前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正在經歷深刻復雜變化，氣候變化、糧食、能源安全、生物安全等問題復雜嚴峻，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受到沖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而長期以來主導國際秩序的部分西方國家仍將與其不同的理念、價值和行為視為對國際秩序的挑戰，選擇退出多邊合作機制，甚至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單邊制裁、極限施壓，推卸全球治理的責任，增加了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及其所支撐的國際規則和機制面臨嚴峻考驗，國際關系解釋和預測明顯不足，并不斷暴露出其理論范式的缺陷。當前，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科技創新和進步改變著國際關系的內涵與范圍，影響著各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隨著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發展，研究者須重新思考國際關系學的基本概念，加強新興技術和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探討與研究，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積蓄力量。

　　三是推動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力量正在形成。國際關系學界一直存在所謂“中心—邊緣”“西方—非西方”“西方—其他”“西方—東方”“主流—非主流”的二分法。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憑借其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建立了國際關系體系和國際秩序，發展中國家在以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關系體系中處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其觀念與經驗被邊緣化。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呈現出“東升西降”的態勢，國際關系學界也不再忽視西方以外的聲音與經驗。而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簡單拓展和修正并不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變革需求，發展中國家應立足國情，提煉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創建和發展本國的國際關系學派。

　　中國具有悠久的對外交往史，對國與國應有的相處之道有著獨到的認識，如中華文化蘊含的宇宙觀、天下觀與“和合”思想等。近年來，中國學者系統研究當前國際關系整體演變態勢，從全球國際關系學、全球學、全球史等學科角度批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以此打破中西方二元藩籬，突破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導話語。也有學者從量子科學觀出發，對以傳統科學觀為理論基礎的三大“主流理論”進行了根本性批判，并據此提出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觀重建問題。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處理同世界的關系，如何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成為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議題。中國是新型國際關系的倡導者、推動者、建設者，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應有效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合理解答國際社會在百年大變局下面臨的困惑和難題，正確引導國際社會沉著應對機遇和挑戰。

　　習近平外交思想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超越

　　當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已不適應各國人民發展進步的共同追求，更難以應對當今世界層出不窮的難題挑戰。習近平外交思想具有與時俱進、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結合起來，把中國人民的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結合起來，打破了西方國家對國際規則制定權話語權的壟斷，超越了以零和博弈、強權政治為基礎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實現了對國際關系發展規律認識的創新和升華。

　　一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洞察當今世界發展大勢的理論結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為努力方向，沖破了冷戰思維、霸權思維、文明沖突論等西方觀念和理論窠臼；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追求，與基于集團政治、帝國觀念的狹隘共同體意識有著本質不同；以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目標，回應了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反映了全人類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聲。這一不斷豐富完善的中國思想和中國方略，為國際秩序的革新完善提供了新的話語體系，是當代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貢獻，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

　　二是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成為大勢所趨。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提出了中國理念，主張國際社會應平等協商，共同應對挑戰，超越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以權力為核心的霸權或均勢機制。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積極參與全球安全規則制定，加強國際安全合作；倡導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治理觀，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為落實這些理念和方案，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機構，創建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等新機制，為優化全球治理注入了中國力量。

　　三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當前，世紀疫情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有關各國實現共同發展的巨大合作平臺。“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性、包容性的國際合作倡議，而非排他性、封閉性的小圈子，超越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下的制度合作、同質性合作和利益合作，也摒棄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描述國際合作時所運用的絕對收益與相對收益概念?！耙粠б宦贰背h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秉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追求高質量、惠民生、可持續目標；精準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議題，始于經濟合作，但不止于經濟，涉及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能源礦產、生態環境等眾多領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合作項目和合作機制，如“海上絲綢之路”港口合作機制、“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等，提升了“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互聯互通水平。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倡議將繼續在公共衛生、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領域展開合作，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提供“最優方案”。

　　四是全球發展倡議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是各國共迎挑戰、共謀發展的新路徑。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發展優先，著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關注發展中國家特殊需求，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主發展能力，解決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超越了授人以魚的施舍型援助模式，體現了鮮明的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全球發展倡議體現了“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倡導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這使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基于實力、權力甚至制度構建的各種觀點都顯得保守而過時了。全球發展倡議以宏偉明確的目標、現實可行的路徑、開放包容的理念，極大豐富了全球發展的內涵，為共同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指明了方向，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貢獻了中國方案。

　　五是全球安全倡議助力共同安全。當前，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疊加，恃強凌弱、強權政治等霸權行徑危害加重，在動蕩變革的世界尋求有效的安全之道，成為各國亟須解決的時代痛點。2022年4月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寧。全球安全倡議明確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樣的安全理念、各國怎樣實現共同安全”的時代課題，從人類共同福祉出發，積極推進安全理念對接和利益共融，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超越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地緣政治安全觀和“大國必戰”“國強必霸”的西方現代邏輯。全球安全倡議致力于以對話合作取代零和博弈，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戰、共同責任把各國前途命運聯系起來，為全球安全合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理念框架，為擺脫人類安全困境、構建普遍安全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方案，為世界注入了更多穩定性。

　　促進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

　　中國國際關系學經過長期發展，學科體系建設日趨完善，學科專業結構和專業設置更加合理，學術成果逐漸豐富，不斷為國際關系新實踐提供了學理支撐。當前，國際力量對比和全球格局持續發生深刻演變，為我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應立足中國、從中國出發，不斷探求理論的突破點和生長點，創新發展具有更強解釋力的國際關系理論。

　　一是加強跨學科研究?？鐚W科研究是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國際關系學從建立之初即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和綜合性，與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有著密切聯系。雖然各學科已形成自己的問題域、研究范式及方法論，但許多重大現實問題仍無法由某個學科單獨面對，需要進行跨學科研究與合作。由于國際關系學研究對象和視角的不確定性，跨學科研究實際上契合了國際關系學本身的學科性質。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跨學科研究拓寬了研究者的知識體系和研究視角，豐富了國際關系研究的路徑，有力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研究者應以問題為出發點，基于國際關系學自身學科基礎，運用各學科及其內部不同流派的知識、理論和方法，不斷創新我國國際關系理論，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構建統一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某種程度上，跨學科研究是我國國際關系學未來發展趨勢。

　　二是提升中國國際關系學科自主性。國際關系學很大程度上是一門以理論構建為主要導向的學科。國際關系理論不僅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認識國際關系實踐的分析框架，而且展示了國際關系學科的基本發展態勢。主流國際關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建構的產物，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為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服務。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中國國際關系學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重大實踐和經驗，回答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和分析世界發展潮流、中國發展大勢、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體系，主動參與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話語體系建構，加強國際關系范式研究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研究者須避免不加批判地直接以西方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而應將中國外交實踐成果從學理上提升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增強國際關系學科的自主性，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產出原創性的研究成果，開創學科發展的新局面。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完全以和平、合作與共贏方式推進，為我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學科繁榮提供了深厚基礎。中國國際關系學須立足中國式現代化，深入總結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就，在全面認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演變特征與邏輯中找準自身定位與方向，堅持自信自立，順應實踐發展，努力打造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用中國理論來研究闡釋國際關系新問題。研究者應增強問題意識，聚焦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聚焦國際關系演化特別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中的重大問題，借鑒其他學科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不斷增強學科的科學化水平，提升創新能力，努力構建能夠體現中國國際關系學知識生產自主性的國際關系新理論，提升中國國際關系話語的國際影響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變局下全球化進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研究”（21&ZD172）階段性成果）